刻舟求剑的故事大约十个中国人中至少有7、8个耳熟能详，这本是《吕氏春秋》里的寓言，即使在先秦当时怕也没什么人会真个犯这种低级错误，如果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刻舟求剑，那怕是天大的笑话了。
可这种天大笑话还真的就有：
据报道，为了争夺《三字经》的“原产地”，广东顺德和浙江鄞县争得面红耳赤，主要论据是方言口音。顺德方面的学者李健明列举三大理由，主旨就是从方言角度，“广东话读起《三字经》更琅琅上口”，因此南宋末期顺德人欧适子创作《三字经》之说令人信服，而宁波学者则反唇相讥说“《三字经》用宁波方言念也很顺口”，主张沿袭传统的南宋鄞州学者王应麟创作说。
且不论《三字经》到底知识产权谁属，这两派学者的论据就显得很不“学者”，透着股刻舟求剑式的可笑：两宋时期正处于中国语言体系新融合、新转变的前夕，由于北方灭亡，大批中原移民南下，剧烈地改变着南方方言原有的面貌，当时的浙江鄞县也好，广东顺德也罢，方言口语，都应该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顺德不同会更大，因为粤方言总体上属于中古音体系，是岭南原有方言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当时北方方言形成的新方言体系。正因为浙江、广东两地许多方言都不同程度融合和保留了当年中原口音的元素，因此直到今天，北方音韵体系早已面目全非，但江南大部分地区仍保留了诸如古四声在内的古代中原音韵要素。
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南宋时的鄞县也好，顺德也罢，使用的方言都和现在满不是一回事，用今天的两地方言读南宋作品是否顺溜，来判断这篇南宋时代作品的原产地，其荒谬程度决不亚于刻舟求剑。
为什么明明荒谬的刻舟求剑式话题，却引起众多“相关人士”一本正经地论辨，和唇枪舌剑地争执？说来说去，还是利益在作怪。
争执的起因是两地分别将《三字经》当作本土文化项目申报国家非物质遗产，结果顺德方胜出，失利的宁波方面捶胸顿足，对“痛失一张文化名片”痛心疾首。他们痛心的自然不是王应麟的知识产权被剥夺，而是没办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像河南汝阳吃“梁祝”饭、甚至重庆丰都吃“鬼饭”那样肥肥地捞上这么一笔。
《三字经》曾是训蒙的普及读物，是儿童学知识、学道理、学做人的第一课，有“小纲鉴”之称，如果这样一本教孩子学好的读物，却被后人在私欲的驱使下卷入可笑的刻舟求剑式“学术纠纷”，我想作者泉下有之，是只能喟然摇头的，不管这作者是王应麟、欧适子，或别的哪位古人。
可这种天大笑话还真的就有：
据报道，为了争夺《三字经》的“原产地”，广东顺德和浙江鄞县争得面红耳赤，主要论据是方言口音。顺德方面的学者李健明列举三大理由，主旨就是从方言角度，“广东话读起《三字经》更琅琅上口”，因此南宋末期顺德人欧适子创作《三字经》之说令人信服，而宁波学者则反唇相讥说“《三字经》用宁波方言念也很顺口”，主张沿袭传统的南宋鄞州学者王应麟创作说。
且不论《三字经》到底知识产权谁属，这两派学者的论据就显得很不“学者”，透着股刻舟求剑式的可笑：两宋时期正处于中国语言体系新融合、新转变的前夕，由于北方灭亡，大批中原移民南下，剧烈地改变着南方方言原有的面貌，当时的浙江鄞县也好，广东顺德也罢，方言口语，都应该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顺德不同会更大，因为粤方言总体上属于中古音体系，是岭南原有方言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当时北方方言形成的新方言体系。正因为浙江、广东两地许多方言都不同程度融合和保留了当年中原口音的元素，因此直到今天，北方音韵体系早已面目全非，但江南大部分地区仍保留了诸如古四声在内的古代中原音韵要素。
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南宋时的鄞县也好，顺德也罢，使用的方言都和现在满不是一回事，用今天的两地方言读南宋作品是否顺溜，来判断这篇南宋时代作品的原产地，其荒谬程度决不亚于刻舟求剑。
为什么明明荒谬的刻舟求剑式话题，却引起众多“相关人士”一本正经地论辨，和唇枪舌剑地争执？说来说去，还是利益在作怪。
争执的起因是两地分别将《三字经》当作本土文化项目申报国家非物质遗产，结果顺德方胜出，失利的宁波方面捶胸顿足，对“痛失一张文化名片”痛心疾首。他们痛心的自然不是王应麟的知识产权被剥夺，而是没办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像河南汝阳吃“梁祝”饭、甚至重庆丰都吃“鬼饭”那样肥肥地捞上这么一笔。
《三字经》曾是训蒙的普及读物，是儿童学知识、学道理、学做人的第一课，有“小纲鉴”之称，如果这样一本教孩子学好的读物，却被后人在私欲的驱使下卷入可笑的刻舟求剑式“学术纠纷”，我想作者泉下有之，是只能喟然摇头的，不管这作者是王应麟、欧适子，或别的哪位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