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的年轻官员们正颜历色、低头端坐两列，等待着朱由校的发言。气氛陷入沉默之中，沉默透露出了一丝寂静。让这个氛围变得有些诡异，但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在沉默中，众人已经从等待变成了胡思乱想，又在胡思乱想之后再次变为了等待。众人有的目不斜视，盯着正前方；有的只是看自己的脚下；还有的正在四处乱瞄，看着旁人的反应。
在船轻微的摇晃中，朱由校回开神来，将发散的思绪收回，开口打破了众人的煎熬。
“诸位，朕派人送过去的书都读过了吗？有什么感想吗？”
有一个臣子似乎很想在皇帝面前表现下自己，他跽身，正要站起来发言，手已做辑况；朱由校看到却冲他摇了摇头，挥手示意他坐下。
“无妨，你们不用回答，有什么收获和感悟，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我让你们看这些书的目的也只是让你们开阔一下眼界摆了。”
这些官员全部都是读书人出身，个个都是饱学之士，“扩展眼界”这种说法让他们听得心里感觉有些别扭，不过确实在此之前，他们对西方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了解是极少的，所以这样说似乎又没有什么毛病。
大明的士子没有满清时的统治阶级那种狂妄自大、固步自封的丑态，他们可以客观的接受别人与自己的差距，并且愿意学习他者的先进技术；但是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华夷”，明代士人可以接受西方人在某些方面比他们发达，并且也愿意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但内心里他们还是视西方人为有可学之处的夷人。
“诸位，你们对华夷之变是怎么看的呢？”朱由校并没有给他们思考的时间，再度发问。
众人都有些蒙了，无法一下子就跟上皇帝过于跳跃的思维，所以这次倒也没有人马上发言，他们的预判是对的，这只是朱由校的又一次设问。
朱由校起身，正色，开始了他的演讲，他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很久：
“何谓华夷之辩？孔子着春秋大义，曰尊王攘夷。《春秋左传正义》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者文明也，中国以之为自美。
而戎狄兽亲，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唐太宗有言:‘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此千古天下之至理也。
然四夷之民若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
我朝有名士瞿太素（瞿汝稷），斯人有言曰：‘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此亦为至理也，尔等当思之。”
朱由校这是在向在坐的官员们表明自已的态度。华夷之辨是是华夏民族主流核心价值观之一，其标准大致有三:血缘，地缘，衣饰、礼仪等文化。
上古之时，华夷之辩是中原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别。作为族类范畴的华、夷，最初没有褒贬的含义。
先秦之时，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两汉之后，为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魏晋时，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诸政权均以华夏正统自居，内诸夏而外夷狄，主张以夏变夷，华夷观自此成为中国民族观的主流。
隋唐时，以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宋亡后“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由血缘、礼制宗法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向单纯的文化衡量标准或地缘衡量标准阶段演变，更强调“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明代时，华夷又多了一份“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的意思，明末时，有人认为：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文化和血缘（同化）;民族文化是多元的;社会文明是进化的，在此总趋势中，文明中心会发生转移。（现在这个时间线还没到这步。）
而朱由校此举就是为了让这些官员树立一个良好的观念，即要将西洋人以“文明人”的身份平等视之，谦逊地学习他们先进的科技；同时又要让官员们记住，中华与西洋是不同的文明，要明辩“华夷”，让大家不忘中华的高贵，以“皇汉”而自傲，用夏变夷。
朱由校看到众人都是若有所思，很是满意，特意等了他们一会儿，才继续说到。
“大明立国已久，陈规陋习数不胜数，国事危急非维新不可。
故朕设枢密院，全权规划改革事议。
此有五条誓文，以作基础：
一、整顿吏治，广兴官学，万机决于朝庭一体；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四、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此为中国未曾有之变革，朕当身先率众，誓于天地神明，以大定国是，立保万民之道。尔等亦须本此旨，同心努力。
大明的未来，就拜托诸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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