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多尔衮思考着是否派阿济格出击之时，忽闻前方哨报传来，明国总兵王朴所部兵马正在搭建浮桥，欲从小凌河拐弯处渡河北上。
他初闻此消息之下，不由一阵心惊不已，明军在女儿河、小凌河上步步进逼，处处开花，虽目前看来，仍然是以宁远吴三桂为主攻。
但战斗到此刻已是五路明军北上，由此可见明军对此是志在必得，而己方可以调动的兵力越来越是有限，可张诚的宣府军却仍未见现身，多尔衮的心中也不免焦急起来。
他抬头一眼瞥见武英郡王阿济格，突地说道：“武英郡王，你领镶白旗勇士，并阿代、图赖的蒙古两黄旗勇士，即刻前往锦州南关外，迎战明国大同王总兵。”
阿济格先是一愣，未曾想到多尔衮竟会忽然派他率军出击，虽然未能如他所愿，率军对战吴三桂所部，但能够独领一路军马也是难得。
他喜形于色，大声接令，转身呼喊着阿代和图赖的名姓，急急离去，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
而此刻，战场上明清双方的情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王朴的加入，清军的兵力已略显捉襟见肘之势。
其实，锦州之战打到今日，无论明军，又或是清军，都已然疲惫不堪，全凭着各自主将的一口气才勉强维持。
不止是清国内部以举国动员来应对此战，就是号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泱泱大明，也几乎是举国动员一般。
现在全国能够打仗的兵马，几乎已经全部都调集到了辽东一地，就连此战所需的钱粮，也是从国内各地筹集，艰难运输至此。
可以说，此战若是败了，大明国内复叛的流寇便再也无人能治，再也无能战之兵可以调用，只能任由其成燎原之势。
这一战，不止是清国的国运之战，也是泱泱大明的国运之战。
无论哪一方战败，都将即刻面临国力衰败，民力不济的局面，将再也无法应对接下来的战事，或许就真的会因此一战，而灭国！
在明清双方高层之间，都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其区别只在于清国是自上而下，无论君王，还是臣子，都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然大明国的君王与朝臣，却仍是沉浸在泱泱大明的春秋大梦之中，对锦州之战不止是极为乐观，更是未当作要命的大事，反而将其视为打击政争对手的工具，试图在朝堂之上操纵锦州之战的成败。
或许只有身临其境的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兵宪张斗、察院姚恭等疆臣才能有一些清晰的认识，但身处边地，却无力影响朝堂上的政局之争。
只能沦为朝堂政局之争的棋子而已！
也正是对于这些有了一丝些微的察觉，崇祯皇帝才在已然派出监军的情况之下，再次命大太监王承恩，以传旨的名义前来辽东，坐镇于此。
…………
其实，崇祯皇帝并非是一个傻子，然大明政局已然如此，整个文官集团都已经腐朽堕落，他们相互倾轧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甚至已经大到连当今皇上，都不敢与之当面锣、对面鼓的正面交锋！
因为，这个抱团取暖的文官利益集团已然无比庞大，若是贸然与之撕破了面皮，谁能保证其在狗急跳墙之时，会做出什么样子的事情来？
若说换一个朱家子弟来继续做皇帝，或许还算是好的，真就逼得急了，难保他们不会将这整个朱明天下，都给改了姓。
崇祯皇帝朱由检虽说生在了帝王之家，然其打小便受尽欺凌，他的母亲刘氏当时还只是一个并不受宠的淑女，且在朱由检五岁那年，就因受到朱常洛的责骂后死去。
朱由检从此便由一位姓李的选侍所抚养，可不久之后，这位李选侍也生下了一位皇女，无暇再抚养朱由检，便改由另一位李选侍抚养。
由此可见，崇祯皇帝的童年生活并不顺意，且几异抚养人，使得他养成了处事谨小慎微，且十分猜忌疑虑的性格。
即使后来被册封为信王时，又赶上大宦官“九千岁”魏忠贤专权，朱由检越发小心谨慎起来，生怕被魏忠贤抓住什么把柄，也将自己整治一番。
试想一下，朱由检登基称帝的时候也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娃娃，且在继承大统之前，因惧怕获罪，而小心翼翼的生活在恐惧之中。
本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帝王之术教诲的他，在上位之初，可是十分听从东林党等一众文官的话，不但严苛惩治了大宦官魏忠贤，并一举铲除了依附他的“阉党”集团。
崇祯皇帝在剪除魏忠贤一党后，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图挽回明朝的衰落，实现中兴大明之伟业。
因此，年岁轻轻的崇祯皇帝便轻信了袁崇焕的“五年平辽”之策，且内阁也尽用东林一党朝臣，可未曾想朝局却一日不如一日。
不仅“五年平辽”化为一场空谈，国内更是烽烟四起，贼寇肆虐，而外部环境也日益艰难起来，随着蒙古林丹汗的死去，后金终于腾出手来进一步剪除大明的羽翼。
朝鲜也在后金的武力逼迫之下，成为其附庸。
而建奴更是在崇祯九年时，改元建国，表露出要与大明平起平坐，甚至是争夺天下的强烈意愿。
这一切使得崇祯皇帝对东林党朝臣失去了信任，他因此而几异阁臣，可朝臣的心思都在党争政争上，无不想着借机打压对手，扩充自己一派的实力。
逐渐对朝臣表现失望的崇祯皇帝，越来越多疑猜忌起来，他因此而经常因小事大发雷霆，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只是在表示自己的抗争之意。
但作为皇帝，崇祯也深知治理大明偌大的天下，总不能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注定离不开眼前这些让他心烦的朝臣。
他也就只能“矬子里拔大个”，在现有的朝臣之中拣选忠于自己，忠于大明的朝臣来使用。
因此，当他遇到杨嗣昌之际，大有知音之感，顶着朝臣的非议，将其提拔重用，更是对其无比信任。
而反观素以敢战闻名的卢象升，就因其属于东林一党，便引起崇祯皇帝的重重猜疑，既想用他，又要防他，处处掣肘，终使其葬身于巨鹿一战。
至于现在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无非是杨嗣昌的替代。
崇祯皇帝心中明白，陈新甲之能远在杨嗣昌之下，但其不是东林一党，且能够遵从崇祯皇帝自己的意愿办事，这才是陈新甲上位的真正原因所在。
而近几年里，崇祯皇帝所表现出来的猜忌与擅杀，更是其对于东林党，对于整个文官集团的愤怒抗争。
治国理政之事，何其繁多，既然注定离不开文官集团的支持，那就只能与其达成一个巧妙的平衡，若是无法达成这个平衡，恐怕也只能借故杀几个人，也好出一出胸中闷气。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张诚悄然出现，他就如同漆黑夜里的一点火光，凛冬中的一丝暖意，让崇祯看到了一种可能。
因于此，崇祯皇帝才大力扶持张诚，所看重的除了他的忠勤与勇敢，更是他背后没有文官集团的影子。
其实，崇祯皇帝对于卢象升、杨嗣昌、陈新甲等人提携扶持张诚之事，都是心知肚明，只不过这些并不影响张诚对于皇帝的忠诚，所以才未加干预。
早在继位大统之初，崇祯皇帝听信了一帮东林党的巧舌美言，将派驻全国各地的宦官监军等等都撤回了宫中，然一切却事与愿违。
自此以后，他也再一次重新启用宫中的内监，派到各处关键地方，充任监军等诸般职事，自然也少不了恢复暗探私察密访等事务。
当然在一时之间，很难将锦衣卫、东厂的探子密访之能，恢复到其鼎盛时代，但对于一些关键之处，还是有所布置的。
何况宣府乃是朝廷边防重地，自来就是密探盛行之处，虽然数年间无所事事，许多原本的探子已经奔走他乡，或是改做了别的营生。
但总有些人还是会被寻回来，虽然这些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才会重新回来做朝廷的密探，但他们已无暇顾及。
这其中自然就有张诚派出的谍报人员，许多关于张诚的假情报，就是如此层层递送到当今大明皇帝御案上的。
当然，对于这一切，崇祯皇帝是毫不知情，他对于锦衣卫和东厂还是无比信任，尤其是东厂密探所刺探和暗访到的情报。
崇祯皇帝因此对于张诚也是极度信任，他一心想要将张诚扶持起来，不止是为他平定流寇和鞑虏，更是想要借助这一外力，来制衡已经逐渐失控的文官集团。
此前，崇祯皇帝也曾对满朝文武诸臣深感失望，也曾想过要起用明初与成祖时期的勋臣后裔，说他们“毕竟是我家世官”，以此来制衡文官集团的势力，实现中兴大明的愿望。
为此，崇祯皇帝还特意恢复了已经停止近两百年的勋臣后裔骑射比武，可当他在煤山举行亲阅仪式后，却大失所望。
本是想着从中选拔精勇干练之才，“以备干城之用”，可这次仪式上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一人，能够连中六箭，而其他勋臣后裔则都是表现不佳，难堪大用。
满朝勋贵之后裔又何止百人，而最后被选拔起用的勋臣后裔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抚宁侯朱国弼、诚意伯刘孔昭、忻诚伯赵之龙等寥寥数人而已。
朝臣昏聩不忠，只知党争政争不断，武将个个贪财，又怯弱不能战，而今满朝勋贵更是几乎无人可用，那种绝望是有多么折磨人？
张诚却恰恰在这时出现，他就如同是为崇祯皇帝量身定做的一位救世能臣武将般，就这么神奇地出现在大明末世。
世间的种种巧合，皆有其缘，总不会无缘无故的生出一些事情来。
或许是上苍也不忍看到，中华两百年文字狱大兴，思想禁锢，终落后于世界大潮，致使遭受百年之屈辱。
才在这一世，送张诚来到这个大明末世，看他能否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大明！
…………
宣府军驻地依旧是一片沉寂，可这种沉寂却给人无比压抑的感觉，似乎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发生大事一般。
整个黄土岭从上到下，尽是各色旌旗迎风招展，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红色的旗帜。
张诚立身在山腰部，正对着小凌河的一处石头城堡的平台上，望着远处的小凌河，从河岸边开始一片片红色旌旗，向着黄土岭这边延展过来。
红色，是喜庆的颜色，也是热血的颜色。
然红色的旗帜，对于张诚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那是英雄用鲜血所染红的！
红旗的信念，可以说早就深深根植在张诚的心中，作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他心中对于红旗的执念不可磨灭。
张诚之所以对于大明情有独钟，除了因为大明王朝是中华最后的绝唱，更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豪气与悲壮。
大明王朝的气节，就如正德年间四川右布政使敖英，在他的笔记中所言：“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
除此之外，大明属火德，因此尚红，然对于张诚而言，红色又有其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也是他钟情于大明的一个因素。
就在他心中无限畅想之际，车营游击魏知策走到身前，禀道：“大帅，各营都已集结完毕，等待大帅示下。”
张诚收回目光，落在魏知策的身上，对他说道：“洪督还是没有让我等闲着，如今大军北进，而你却要留守黄土岭，心中可有怨言？”
魏知策却不以为意，他直言：“知策追随大帅，不求建功，只为杀奴。然我宣府军杀奴，亦与知策杀奴无异。怎会心有怨言！”
他初闻此消息之下，不由一阵心惊不已，明军在女儿河、小凌河上步步进逼，处处开花，虽目前看来，仍然是以宁远吴三桂为主攻。
但战斗到此刻已是五路明军北上，由此可见明军对此是志在必得，而己方可以调动的兵力越来越是有限，可张诚的宣府军却仍未见现身，多尔衮的心中也不免焦急起来。
他抬头一眼瞥见武英郡王阿济格，突地说道：“武英郡王，你领镶白旗勇士，并阿代、图赖的蒙古两黄旗勇士，即刻前往锦州南关外，迎战明国大同王总兵。”
阿济格先是一愣，未曾想到多尔衮竟会忽然派他率军出击，虽然未能如他所愿，率军对战吴三桂所部，但能够独领一路军马也是难得。
他喜形于色，大声接令，转身呼喊着阿代和图赖的名姓，急急离去，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
而此刻，战场上明清双方的情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王朴的加入，清军的兵力已略显捉襟见肘之势。
其实，锦州之战打到今日，无论明军，又或是清军，都已然疲惫不堪，全凭着各自主将的一口气才勉强维持。
不止是清国内部以举国动员来应对此战，就是号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泱泱大明，也几乎是举国动员一般。
现在全国能够打仗的兵马，几乎已经全部都调集到了辽东一地，就连此战所需的钱粮，也是从国内各地筹集，艰难运输至此。
可以说，此战若是败了，大明国内复叛的流寇便再也无人能治，再也无能战之兵可以调用，只能任由其成燎原之势。
这一战，不止是清国的国运之战，也是泱泱大明的国运之战。
无论哪一方战败，都将即刻面临国力衰败，民力不济的局面，将再也无法应对接下来的战事，或许就真的会因此一战，而灭国！
在明清双方高层之间，都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其区别只在于清国是自上而下，无论君王，还是臣子，都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然大明国的君王与朝臣，却仍是沉浸在泱泱大明的春秋大梦之中，对锦州之战不止是极为乐观，更是未当作要命的大事，反而将其视为打击政争对手的工具，试图在朝堂之上操纵锦州之战的成败。
或许只有身临其境的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兵宪张斗、察院姚恭等疆臣才能有一些清晰的认识，但身处边地，却无力影响朝堂上的政局之争。
只能沦为朝堂政局之争的棋子而已！
也正是对于这些有了一丝些微的察觉，崇祯皇帝才在已然派出监军的情况之下，再次命大太监王承恩，以传旨的名义前来辽东，坐镇于此。
…………
其实，崇祯皇帝并非是一个傻子，然大明政局已然如此，整个文官集团都已经腐朽堕落，他们相互倾轧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甚至已经大到连当今皇上，都不敢与之当面锣、对面鼓的正面交锋！
因为，这个抱团取暖的文官利益集团已然无比庞大，若是贸然与之撕破了面皮，谁能保证其在狗急跳墙之时，会做出什么样子的事情来？
若说换一个朱家子弟来继续做皇帝，或许还算是好的，真就逼得急了，难保他们不会将这整个朱明天下，都给改了姓。
崇祯皇帝朱由检虽说生在了帝王之家，然其打小便受尽欺凌，他的母亲刘氏当时还只是一个并不受宠的淑女，且在朱由检五岁那年，就因受到朱常洛的责骂后死去。
朱由检从此便由一位姓李的选侍所抚养，可不久之后，这位李选侍也生下了一位皇女，无暇再抚养朱由检，便改由另一位李选侍抚养。
由此可见，崇祯皇帝的童年生活并不顺意，且几异抚养人，使得他养成了处事谨小慎微，且十分猜忌疑虑的性格。
即使后来被册封为信王时，又赶上大宦官“九千岁”魏忠贤专权，朱由检越发小心谨慎起来，生怕被魏忠贤抓住什么把柄，也将自己整治一番。
试想一下，朱由检登基称帝的时候也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娃娃，且在继承大统之前，因惧怕获罪，而小心翼翼的生活在恐惧之中。
本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帝王之术教诲的他，在上位之初，可是十分听从东林党等一众文官的话，不但严苛惩治了大宦官魏忠贤，并一举铲除了依附他的“阉党”集团。
崇祯皇帝在剪除魏忠贤一党后，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图挽回明朝的衰落，实现中兴大明之伟业。
因此，年岁轻轻的崇祯皇帝便轻信了袁崇焕的“五年平辽”之策，且内阁也尽用东林一党朝臣，可未曾想朝局却一日不如一日。
不仅“五年平辽”化为一场空谈，国内更是烽烟四起，贼寇肆虐，而外部环境也日益艰难起来，随着蒙古林丹汗的死去，后金终于腾出手来进一步剪除大明的羽翼。
朝鲜也在后金的武力逼迫之下，成为其附庸。
而建奴更是在崇祯九年时，改元建国，表露出要与大明平起平坐，甚至是争夺天下的强烈意愿。
这一切使得崇祯皇帝对东林党朝臣失去了信任，他因此而几异阁臣，可朝臣的心思都在党争政争上，无不想着借机打压对手，扩充自己一派的实力。
逐渐对朝臣表现失望的崇祯皇帝，越来越多疑猜忌起来，他因此而经常因小事大发雷霆，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只是在表示自己的抗争之意。
但作为皇帝，崇祯也深知治理大明偌大的天下，总不能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注定离不开眼前这些让他心烦的朝臣。
他也就只能“矬子里拔大个”，在现有的朝臣之中拣选忠于自己，忠于大明的朝臣来使用。
因此，当他遇到杨嗣昌之际，大有知音之感，顶着朝臣的非议，将其提拔重用，更是对其无比信任。
而反观素以敢战闻名的卢象升，就因其属于东林一党，便引起崇祯皇帝的重重猜疑，既想用他，又要防他，处处掣肘，终使其葬身于巨鹿一战。
至于现在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无非是杨嗣昌的替代。
崇祯皇帝心中明白，陈新甲之能远在杨嗣昌之下，但其不是东林一党，且能够遵从崇祯皇帝自己的意愿办事，这才是陈新甲上位的真正原因所在。
而近几年里，崇祯皇帝所表现出来的猜忌与擅杀，更是其对于东林党，对于整个文官集团的愤怒抗争。
治国理政之事，何其繁多，既然注定离不开文官集团的支持，那就只能与其达成一个巧妙的平衡，若是无法达成这个平衡，恐怕也只能借故杀几个人，也好出一出胸中闷气。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张诚悄然出现，他就如同漆黑夜里的一点火光，凛冬中的一丝暖意，让崇祯看到了一种可能。
因于此，崇祯皇帝才大力扶持张诚，所看重的除了他的忠勤与勇敢，更是他背后没有文官集团的影子。
其实，崇祯皇帝对于卢象升、杨嗣昌、陈新甲等人提携扶持张诚之事，都是心知肚明，只不过这些并不影响张诚对于皇帝的忠诚，所以才未加干预。
早在继位大统之初，崇祯皇帝听信了一帮东林党的巧舌美言，将派驻全国各地的宦官监军等等都撤回了宫中，然一切却事与愿违。
自此以后，他也再一次重新启用宫中的内监，派到各处关键地方，充任监军等诸般职事，自然也少不了恢复暗探私察密访等事务。
当然在一时之间，很难将锦衣卫、东厂的探子密访之能，恢复到其鼎盛时代，但对于一些关键之处，还是有所布置的。
何况宣府乃是朝廷边防重地，自来就是密探盛行之处，虽然数年间无所事事，许多原本的探子已经奔走他乡，或是改做了别的营生。
但总有些人还是会被寻回来，虽然这些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才会重新回来做朝廷的密探，但他们已无暇顾及。
这其中自然就有张诚派出的谍报人员，许多关于张诚的假情报，就是如此层层递送到当今大明皇帝御案上的。
当然，对于这一切，崇祯皇帝是毫不知情，他对于锦衣卫和东厂还是无比信任，尤其是东厂密探所刺探和暗访到的情报。
崇祯皇帝因此对于张诚也是极度信任，他一心想要将张诚扶持起来，不止是为他平定流寇和鞑虏，更是想要借助这一外力，来制衡已经逐渐失控的文官集团。
此前，崇祯皇帝也曾对满朝文武诸臣深感失望，也曾想过要起用明初与成祖时期的勋臣后裔，说他们“毕竟是我家世官”，以此来制衡文官集团的势力，实现中兴大明的愿望。
为此，崇祯皇帝还特意恢复了已经停止近两百年的勋臣后裔骑射比武，可当他在煤山举行亲阅仪式后，却大失所望。
本是想着从中选拔精勇干练之才，“以备干城之用”，可这次仪式上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一人，能够连中六箭，而其他勋臣后裔则都是表现不佳，难堪大用。
满朝勋贵之后裔又何止百人，而最后被选拔起用的勋臣后裔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抚宁侯朱国弼、诚意伯刘孔昭、忻诚伯赵之龙等寥寥数人而已。
朝臣昏聩不忠，只知党争政争不断，武将个个贪财，又怯弱不能战，而今满朝勋贵更是几乎无人可用，那种绝望是有多么折磨人？
张诚却恰恰在这时出现，他就如同是为崇祯皇帝量身定做的一位救世能臣武将般，就这么神奇地出现在大明末世。
世间的种种巧合，皆有其缘，总不会无缘无故的生出一些事情来。
或许是上苍也不忍看到，中华两百年文字狱大兴，思想禁锢，终落后于世界大潮，致使遭受百年之屈辱。
才在这一世，送张诚来到这个大明末世，看他能否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大明！
…………
宣府军驻地依旧是一片沉寂，可这种沉寂却给人无比压抑的感觉，似乎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发生大事一般。
整个黄土岭从上到下，尽是各色旌旗迎风招展，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红色的旗帜。
张诚立身在山腰部，正对着小凌河的一处石头城堡的平台上，望着远处的小凌河，从河岸边开始一片片红色旌旗，向着黄土岭这边延展过来。
红色，是喜庆的颜色，也是热血的颜色。
然红色的旗帜，对于张诚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那是英雄用鲜血所染红的！
红旗的信念，可以说早就深深根植在张诚的心中，作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他心中对于红旗的执念不可磨灭。
张诚之所以对于大明情有独钟，除了因为大明王朝是中华最后的绝唱，更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豪气与悲壮。
大明王朝的气节，就如正德年间四川右布政使敖英，在他的笔记中所言：“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
除此之外，大明属火德，因此尚红，然对于张诚而言，红色又有其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也是他钟情于大明的一个因素。
就在他心中无限畅想之际，车营游击魏知策走到身前，禀道：“大帅，各营都已集结完毕，等待大帅示下。”
张诚收回目光，落在魏知策的身上，对他说道：“洪督还是没有让我等闲着，如今大军北进，而你却要留守黄土岭，心中可有怨言？”
魏知策却不以为意，他直言：“知策追随大帅，不求建功，只为杀奴。然我宣府军杀奴，亦与知策杀奴无异。怎会心有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