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6年，时任校长、日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次演讲中次提出了普林斯顿的校训“为国服务”。而直到1996年大学成立二百五十周年之际，校长夏皮罗才把校训扩充为“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显然是为了顺应全球化的浪潮。然而，早在校训修改前的二十多年，从思南路走出来的上海小姐宝拉已经在这所学校身体力行着为万国的国际学生服务。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人周曦，1983年从普林斯顿本科毕业，1988年从布朗大学物理博士毕业，之后赴达拉华大学能源研究所做博士后。在当年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年册上，他用中文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来美国留学成了周曦人生信仰上的探索。他出生之时就有一个英文名字theodore，本意是“上帝的礼物”。在达拉华大学他开始参加附近华人组织的基督教会活动，并于1990年受洗，多年来一直参与教会的事奉，在信仰中找到了安慰。周曦从事薄膜半导体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包括太阳能电池和平面显示器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工作二十多年之后，几年前他应朋友之邀回国，到一家新创的太阳能公司任席科学家。2011年周曦退休，和太太定居在他在美国的第一站，普林斯顿。
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周曦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对我说，父亲周同庆在博士毕业归国后真正全心全意做研究的时间，只有1933年到1937年的短短四年。那之后他的科研便不断被战争和政治运动打扰。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文汇报》专刊重了周同庆研制的中国第一支x光管的旧照。可是周曦说：“一个普林斯顿博士，一辈子只能做这么一点事，真有点浪费啊！”
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最大的触动便是这种浪费。一个有着科学天赋的少年大好的青春却在农村插秧喂猪。一个倡导民主清廉的政治家在美国三流大学教书。而我们自己呢，当我们几百遍地在这个说英语的异邦重复着张爱玲的句子，机械地矫正着那些初学中文的外国演员的音，我不相信我的同学们没有感到荒谬和浪费。
可是这种浪费，也许还有另外一面。
2011年3月末，《倾城之恋》在校园里的一个学生剧院演出。我们的旁白是剧社的元老之一，当时已经毕业一年了，在纽约做交易员，在买进卖出忙忙碌碌的一天后，他坐在电脑前为这出话剧的旁白做远程录音。范柳原是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同时在自己搞创业，开演之前的没几天他订婚了，为剧组平添了许多喜庆气氛。白流苏大四了，毕业之后会去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最后一场演出之前，导演对她说：“白流苏，好好演最后一场。演完这一场，你就再也不是白流苏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应声流下泪来。
周五周六晚上的演出我们卖出了所有的票，除了本校学生，观众中有许多新泽西州的华裔居民，还有专程从纽约、波士顿、费城、甚至西海岸赶来看戏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吸引其他地区的观众，剧社打出的广告是“为所有外地来的观众安排住宿”，于是几乎所有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都在那几夜敞开宿舍的大门，接待一两个陌生同胞住上一宿。演白三爷的韩国男生人缘很好，吸引了一大串不懂丝毫中文的亚裔女观众捧场，看着幻灯片上一页一页的英文字幕，照样大笑，照样唏嘘。为来看戏的观众包免费住宿，在中文话剧上播放自己翻译的英文字幕，这恐怕是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独此一家的两项传统。
宝拉和丈夫邹至庄刚从台湾回来，也来看戏，她说她一直很喜欢张爱玲。前一个冬天宝拉从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普林斯顿国际学生中心退休，于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去问候她，她说：“哎呀你们怎么能演得那么好呀？哎呀实在是太好啦。”但愿她没有骗我，但愿这一场《倾城之恋》能让她想起童年的上海。
在这些格外投入的票友和观众身上，我看到了许多妥协：中国传统和美国文化、野心勃勃的理想和柴米油盐的现实。可是妥协并不是失败，也有可能是坚持：一个人坚持将几段迥异的生活连接起来，投身于广大的世界而寻找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想让白流苏去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以为只有那样才能让现代人返璞归真。其实，何必去原始森林，只要离开故土去任何的异邦久居都是一种对自身的探索之旅，都是在上下求索而最终回到那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原点。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人周曦，1983年从普林斯顿本科毕业，1988年从布朗大学物理博士毕业，之后赴达拉华大学能源研究所做博士后。在当年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年册上，他用中文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来美国留学成了周曦人生信仰上的探索。他出生之时就有一个英文名字theodore，本意是“上帝的礼物”。在达拉华大学他开始参加附近华人组织的基督教会活动，并于1990年受洗，多年来一直参与教会的事奉，在信仰中找到了安慰。周曦从事薄膜半导体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包括太阳能电池和平面显示器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工作二十多年之后，几年前他应朋友之邀回国，到一家新创的太阳能公司任席科学家。2011年周曦退休，和太太定居在他在美国的第一站，普林斯顿。
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周曦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对我说，父亲周同庆在博士毕业归国后真正全心全意做研究的时间，只有1933年到1937年的短短四年。那之后他的科研便不断被战争和政治运动打扰。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文汇报》专刊重了周同庆研制的中国第一支x光管的旧照。可是周曦说：“一个普林斯顿博士，一辈子只能做这么一点事，真有点浪费啊！”
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最大的触动便是这种浪费。一个有着科学天赋的少年大好的青春却在农村插秧喂猪。一个倡导民主清廉的政治家在美国三流大学教书。而我们自己呢，当我们几百遍地在这个说英语的异邦重复着张爱玲的句子，机械地矫正着那些初学中文的外国演员的音，我不相信我的同学们没有感到荒谬和浪费。
可是这种浪费，也许还有另外一面。
2011年3月末，《倾城之恋》在校园里的一个学生剧院演出。我们的旁白是剧社的元老之一，当时已经毕业一年了，在纽约做交易员，在买进卖出忙忙碌碌的一天后，他坐在电脑前为这出话剧的旁白做远程录音。范柳原是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同时在自己搞创业，开演之前的没几天他订婚了，为剧组平添了许多喜庆气氛。白流苏大四了，毕业之后会去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最后一场演出之前，导演对她说：“白流苏，好好演最后一场。演完这一场，你就再也不是白流苏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应声流下泪来。
周五周六晚上的演出我们卖出了所有的票，除了本校学生，观众中有许多新泽西州的华裔居民，还有专程从纽约、波士顿、费城、甚至西海岸赶来看戏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吸引其他地区的观众，剧社打出的广告是“为所有外地来的观众安排住宿”，于是几乎所有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都在那几夜敞开宿舍的大门，接待一两个陌生同胞住上一宿。演白三爷的韩国男生人缘很好，吸引了一大串不懂丝毫中文的亚裔女观众捧场，看着幻灯片上一页一页的英文字幕，照样大笑，照样唏嘘。为来看戏的观众包免费住宿，在中文话剧上播放自己翻译的英文字幕，这恐怕是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独此一家的两项传统。
宝拉和丈夫邹至庄刚从台湾回来，也来看戏，她说她一直很喜欢张爱玲。前一个冬天宝拉从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普林斯顿国际学生中心退休，于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去问候她，她说：“哎呀你们怎么能演得那么好呀？哎呀实在是太好啦。”但愿她没有骗我，但愿这一场《倾城之恋》能让她想起童年的上海。
在这些格外投入的票友和观众身上，我看到了许多妥协：中国传统和美国文化、野心勃勃的理想和柴米油盐的现实。可是妥协并不是失败，也有可能是坚持：一个人坚持将几段迥异的生活连接起来，投身于广大的世界而寻找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想让白流苏去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以为只有那样才能让现代人返璞归真。其实，何必去原始森林，只要离开故土去任何的异邦久居都是一种对自身的探索之旅，都是在上下求索而最终回到那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