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阿静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常常觉得自己的另一留仍呆在平城，每天在她熟悉的那家点心店吃早点，老板娘头上带着一枚太阳形的银色卡，一闪一闪反射着清早的太阳光。【小说文学网】
吃完早点，阿静就要去上学了。
身边的一切熟悉而又平常。
没有危险，也没有什么指望。
晓白的房间里关着灯，我看不到人影。客厅电视里转播的那场足球赛还在继续，透过来的光线一明一暗的，有种不确定的因素在室内游移。
“晓白，晓白。”
我轻轻叫了两声，便进去房间，见没有人应，就以为他睡了。正要从房间里退出来，却冷不丁被人从背后拦腰抱住了。他的吻像暴风雨般地突如其来，那是积蓄已久的热，一下子像火山爆似地喷射出来。房间里很暗，我什么也看不见，屋门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被关上了，只有门上方那块透气玻璃窗上透进来一点光亮，一闪一闪地变换着颜色，一忽儿是绿的，一忽儿又变蓝了。
我被晓白吻得透不过气来，容不得我细想，也容不得拒绝，他的爱像是天经地义的，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那个吻不知持续了多久，我这才想起推开晓白走到床边去开灯。在灯光下两个人的思想都有一段短暂的空白，晓白羞愧地低着头，看上去就像个刚刚犯了错的孩子。
接连几天，晓白住在学校没回来，好像故意躲着什么。我每天下班回来，都要有意无意看晓白的房门一眼，他不在家的时候，门总是关得紧紧的。他的房间总是自己亲自整理，他不让保姆动他的东西。
吃晚饭的时候，晓白常坐的那张椅子空着，我心里也跟着空了一块，我把耳朵伸得老长，留心着他给家里打来的电话。电话铃一响，我的心就跟着收紧了，疑心是他打来的。可是每一次通电话都不是找我的，即便是晓白打来的，要找的人也是他母亲，而不是我。我被晾在一边，好像什么都没生过似的，我想不是自己疯了就是周围的人疯了。
“接吻”的事，说过去也就过去了。晓白自从那件事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举动，见了我总是客客气气的，反而显得很陌生。有时他和我一起乘电梯下楼，两个人并不紧挨着站，而是一前一后地站着，好像陌生人一样。
每天上班下班，我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上去，打算有什么事过一阵子再说。我给平城的父母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因为我知道诉苦也没用，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
母亲回信说，罕剧团目前在搞改革，父亲正在向有关部门大声呼吁拯救传统戏，过一阵子可能要上北京。母亲在信中问我要不要带什么东西，我回信说北京什么都不缺，就是天太冷，骑车上班冻耳朵。还有就是北京的楼很高，上上下下要坐电梯。总之，全都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我说，我在北京生活得很快乐。
（我在“很快乐”三个字下面加了强调符号。）
第二节
过春节那几天，晓白要在家中办聚会，问我想不想参加。“你总在电视上露面，大家都想见见你呢。”晓白说。
我当时正准备出门，来回来去在那里找钥匙，头也不抬地说，“是吗？”
我最近一直在跟晓白怄气，他说东的话我就偏要向西，反其道而行之。大不了从他家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我干嘛要任他摆布呢。可到了大年初三，我绪又好起来，就打电话给多多和胡蔼丽，让她们都来玩。多多是我小时候的朋友，现在也在北京。
胡蔼丽在电话里问：“那我可不可以带个人来？”
我笑道：“有几个你尽管带来。”
“就怕你家装不下。”
胡蔼丽在电话那边出刺耳的尖叫。
大年初三下午，晓白的父母到一个老朋友家去喝酒，于是这套房子就归我们几个年轻人当家了。我们把大客厅里的家具搬出去了一些，沙靠墙摆放，大餐桌收了起来，晓白开了一张单子，让素儿下楼去采购一些现成能吃的东西来，这样就省得做饭了。
阿静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常常觉得自己的另一留仍呆在平城，每天在她熟悉的那家点心店吃早点，老板娘头上带着一枚太阳形的银色卡，一闪一闪反射着清早的太阳光。【小说文学网】
吃完早点，阿静就要去上学了。
身边的一切熟悉而又平常。
没有危险，也没有什么指望。
晓白的房间里关着灯，我看不到人影。客厅电视里转播的那场足球赛还在继续，透过来的光线一明一暗的，有种不确定的因素在室内游移。
“晓白，晓白。”
我轻轻叫了两声，便进去房间，见没有人应，就以为他睡了。正要从房间里退出来，却冷不丁被人从背后拦腰抱住了。他的吻像暴风雨般地突如其来，那是积蓄已久的热，一下子像火山爆似地喷射出来。房间里很暗，我什么也看不见，屋门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被关上了，只有门上方那块透气玻璃窗上透进来一点光亮，一闪一闪地变换着颜色，一忽儿是绿的，一忽儿又变蓝了。
我被晓白吻得透不过气来，容不得我细想，也容不得拒绝，他的爱像是天经地义的，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那个吻不知持续了多久，我这才想起推开晓白走到床边去开灯。在灯光下两个人的思想都有一段短暂的空白，晓白羞愧地低着头，看上去就像个刚刚犯了错的孩子。
接连几天，晓白住在学校没回来，好像故意躲着什么。我每天下班回来，都要有意无意看晓白的房门一眼，他不在家的时候，门总是关得紧紧的。他的房间总是自己亲自整理，他不让保姆动他的东西。
吃晚饭的时候，晓白常坐的那张椅子空着，我心里也跟着空了一块，我把耳朵伸得老长，留心着他给家里打来的电话。电话铃一响，我的心就跟着收紧了，疑心是他打来的。可是每一次通电话都不是找我的，即便是晓白打来的，要找的人也是他母亲，而不是我。我被晾在一边，好像什么都没生过似的，我想不是自己疯了就是周围的人疯了。
“接吻”的事，说过去也就过去了。晓白自从那件事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举动，见了我总是客客气气的，反而显得很陌生。有时他和我一起乘电梯下楼，两个人并不紧挨着站，而是一前一后地站着，好像陌生人一样。
每天上班下班，我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上去，打算有什么事过一阵子再说。我给平城的父母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因为我知道诉苦也没用，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
母亲回信说，罕剧团目前在搞改革，父亲正在向有关部门大声呼吁拯救传统戏，过一阵子可能要上北京。母亲在信中问我要不要带什么东西，我回信说北京什么都不缺，就是天太冷，骑车上班冻耳朵。还有就是北京的楼很高，上上下下要坐电梯。总之，全都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我说，我在北京生活得很快乐。
（我在“很快乐”三个字下面加了强调符号。）
第二节
过春节那几天，晓白要在家中办聚会，问我想不想参加。“你总在电视上露面，大家都想见见你呢。”晓白说。
我当时正准备出门，来回来去在那里找钥匙，头也不抬地说，“是吗？”
我最近一直在跟晓白怄气，他说东的话我就偏要向西，反其道而行之。大不了从他家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我干嘛要任他摆布呢。可到了大年初三，我绪又好起来，就打电话给多多和胡蔼丽，让她们都来玩。多多是我小时候的朋友，现在也在北京。
胡蔼丽在电话里问：“那我可不可以带个人来？”
我笑道：“有几个你尽管带来。”
“就怕你家装不下。”
胡蔼丽在电话那边出刺耳的尖叫。
大年初三下午，晓白的父母到一个老朋友家去喝酒，于是这套房子就归我们几个年轻人当家了。我们把大客厅里的家具搬出去了一些，沙靠墙摆放，大餐桌收了起来，晓白开了一张单子，让素儿下楼去采购一些现成能吃的东西来，这样就省得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