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雍王殿下这么说，裴守真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才又垂首说道：“卑职违抗行台令式，潜留皇城之内，并悍进惊扰殿下，罪证确凿……”
“不够，这还不够。”
李潼冷笑一声，转望向李元素说道：“李尚书，告诉他，他所承认几桩罪过，于行台典刑之内当受何惩处。”
李元素这会儿也有些搞不清楚殿下究竟意欲何为，听到这问题，先是略作迟疑，然后才开口回答道：“行台典刑所设，不唯以杀立威。裴丞所犯诸禁，前无窥取行台机密之事，后无藏奸行刺之谋，度其罪迹轻重，施以长短徒役，并不可输钱代刑。”
行台执法虽有严厉的一面，但除了最开始雍王新入关内、需以杀立威，随着关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除了十恶之罪，也并不杀刑滥施。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行台法律就没有震慑人心之效，虽然杀刑慎施，但各种徒役之刑也能让人闻风色变。行台如今所控疆领，远及西域，阔达瀚海，一旦发送边疆苦寒之地，那滋味不比当时身死好上多少。
听到这两人对答，裴守真脸色又是一苦，闷头沉吟片刻，才又开口说道：“卑职不知行台负大用艰，妄以风言强谏殿下，所论悖情失实，心迹违于道义，论罪实大。”
“你本不是行台员佐，自然不知行台用事全貌。况且因言杀人，仁者不为，因你一命，损我清声，亦无足彰显行台之公正严明。”
李潼闻言后又摆摆手，表示这个理由也不充足，但仍不肯放过裴守真，只是沉声道：“继续想，继续说！”
听到雍王殿下继续逼问，裴守真一时间真是满怀苦涩。他自负于道义，涉险强谒雍王，且言辞多失恭谨，此事众眼有见，自知是把雍王得罪深了。
特别在眼见到行台前后用事所费之巨、所功之大，可以说唐家社稷如今境内无刀兵之扰，俱仰行台功事。朝廷不体恤行台所任边事繁重，只是一味催讨钱粮，老实说朝廷这一做法，就连裴守真都觉得有失气量、有失公允。
如今陕西之境几成方外之邦，责任并不全在于雍王恃功跋扈，更在于朝廷本身失于渊博。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朝廷取缔了行台、解决了雍王，陕西诸境若得善治，周边贼寇若得慑服，当今世道朝野内外，有几人可以夸言能代替雍王负此大任？凡所耗用，可能还要更甚于此前。
裴守真之所以甘心求死，一则在于自知自己这番行为之冒犯把雍王得罪狠了。二则也是心存一份惭愧，他此前那种态度，多多少少是觉得雍王权高势大、不臣之心昭然，挟陕西之境抗拒皇命，欲于关西之境另设典章，这自然是王臣所不容。
但事实是雍王拥此一境为西面壁防，整个陕西之地人力物力已经使用近于极致，朝廷承于此惠得于从容事外，却还一味的催讨索取，乃至于隐隐将雍王、将行台目为虎狼之敌。
陕西当然不是方外邦国，然而在人心狭计之下，已经有了敌我的判断。这一事实让裴守真所奉持的道义产生动摇，乃至于坍塌，朝廷对雍王尚可勒之以宗法、催之以皇命，可如果雍王真的倒下了，这些故技难道也能慑服诸敌？
这种信念的动摇、心态的转变，是出于裴守真自己的良知，但同时又有悖于他过往的道义，让他心生惊惧。此际求死，也真不是夸称忠烈的谋生之计。
雍王一再逼问该以何罪杀他，确有几分诛心之问的味道。裴守真几番作答，仍是怯于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表露出来，但雍王没有被他敷衍过去，仍是继续追问。
默然半晌后，裴守真终于长叹一声，深伏于地，涩声答道：“殿下此前训言，守真甘愿领罪，今日所为，确是贪慕贼节，沽求假誉。”
“此番皇命使用入京，未曾深查事情根本，只是困于舆情俗计，皇命之外，俱为不法。潜行留台，妄以壮烈自任，厉态求节，更是诬指殿下构害社稷，欲捐身以警众。人情以论，此为以疏间亲，使殿下与圣人两不相容。大体以论，指功为贼，毁我社稷柱石，诚是大奸！”
裴守真讲到这里，眼眶中已有泪光闪烁：“卑职腆以皇命自诩，世食唐禄，在朝不能匡大国计，使皇恩不能极尽包容、不偏不倚。外事不能洞见州县之困，著奏于上。唯是妒于殿下功高权重，以毁谤国器、夸张离奇为功。但有一二正念于怀，自当下问长安百姓何以欣乐若斯，但只是偏执邪计、吝于垂问，以我狭念妄作讨伐。”
“凡此诸罪，入死应当。殿下宗家至亲，分陕重臣，行台节钺所设，所杀正是卑职这种偏执贪妄、不以匡正为功、唯以攀诬为能的孽臣！大罪愚心自知，惟乞白纸一幅，留状于此，甘心入刑！”
将心中这份真实感受讲出来，哪怕对裴守真这种自觉垂死之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情。他敢于为此事迹，心中自有一份忠烈、道义的信念鼓舞着自己，要让他自我瓦解这一份信念，看清楚心中那一点偏执，并将之剖析出来，无异于是对自我一次彻底的否定。
所以讲完这一番话后，裴守真已经是泪流满面，自有一份悔恨痛悟。
他这一番行为，就是用所谓皇命所使的大义去包藏自己的私心。如今朝廷中弥漫着一股氛围，对陕西道大行台警惕、对雍王警惕，认为行台霸府本就是不合章制的存在，是一个割据关西的毒瘤。认为雍王骄狂难制，身受如此浩荡皇恩，竟还不能对皇命言听计从，不臣之心已是昭然。
这样一种思路所营造出的氛围，自然让一些心存忠烈、恪守道义的臣员从内心里对雍王、对行台有一种反感与敌视，此前的裴守真，正属此列。
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裴守真天然认为雍王截留陕西贡赋，就是为了蓄粮养兵，营造私己的势力，以期有一日悍然东归，以武力问鼎大位。
所以裴守真敢于犯颜强谏，认为自己即便因此身死，不失名臣气节。
然而这样的思路，首先是否定了雍王对大唐社稷实实在在的功勋，其次是夸大了朝廷的博大。
行台的设立本就是朝廷在无力西顾的情况下设立起来，甚至到目前为止，朝廷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经略边务的计划方阵。
朝士们在行台抵御绝大多数外寇所营造的和平氛围之内，放胆阔言与民休息，将雍王与行台树立成一个穷兵黩武、逐功虐民的反面例子。将雍王所有抗御边敌的行为，都视为其人巩固权势的私计。
裴守真此前也不觉得这思路有什么问题，可是当看到行台真正的机枢秘务时，才深刻了解到陕西道大行台究竟在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听完裴守真这一番对自我的剖析，李元素也忍不住感慨道：“雍王殿下领掌行台以来，凡所经历，无愧镇国之誉。关西所以无事，行台上下岂是悠闲享受？陕西道诸州，民疲久积，行台播治以来，民力才有所善养，有所善用。朝廷只以书令训问、谴责，此态确是有失公允。
我等行台诸员，景从殿下身后，军务、民务，竟日劳碌，的确不如都畿诸公竟日有闲、专注言论。但使陕西政治井然，王教不荒，所事便不称虚无。裴丞能有此悟，让人不失欣慰。”
最后这句话，李元素是说给雍王殿下听，也算是为裴守真稍作求情。
李潼听到这里，脸色也有所缓和。裴守真这一番言行，的确是搞得他很恼火，但也不至于直接就杀了对方，而且他还打算借此事一劳永逸的解决陕西道贡赋上缴与否的问题。
当然，究竟要不要杀裴守真，还要看对方的悟性、秉性如何。所以连作诛心之问，让裴守真做自我检讨，现在听来，这一番检讨也的确可称深刻。
当然，他示给裴守真的度支计簿自然不是行台全部，只是跟陕西道租调有关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行台还有其他的进项，比如飞钱的抽利、陇西榷场的所得，以及河东、山南的一些走私，还有并州的苏味道盐铁输给。
跟这些进项相比，陕西道诸州租调贡赋在行台财政收入当中所占比例反而不高，但却胜在稳定。特别随着行台扩户、垦荒等各项工作的展开深入，这一部分进项也在快速攀升。
同样的，他在西行之前将神都府库几乎掏空所获得的起步资金，也并没有记录在这度支计簿中。当然，李潼也不是拿钱不办事，相同投入下，他所做的这些事，换了任何一个人都未必能比他做的更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李潼叹息一声，再从席中站了起来，解下身上锦袍，披在裴守真身上，并将之扶了起来：“守真一命，诚不足惜。但行台群僚，错从于我，得此一二公允之言，却是弥足珍贵。生人所重，生死之外，名利而已。但能为我行台用事之众稍作正名，些许戾气，且付春风。”
“不够，这还不够。”
李潼冷笑一声，转望向李元素说道：“李尚书，告诉他，他所承认几桩罪过，于行台典刑之内当受何惩处。”
李元素这会儿也有些搞不清楚殿下究竟意欲何为，听到这问题，先是略作迟疑，然后才开口回答道：“行台典刑所设，不唯以杀立威。裴丞所犯诸禁，前无窥取行台机密之事，后无藏奸行刺之谋，度其罪迹轻重，施以长短徒役，并不可输钱代刑。”
行台执法虽有严厉的一面，但除了最开始雍王新入关内、需以杀立威，随着关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除了十恶之罪，也并不杀刑滥施。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行台法律就没有震慑人心之效，虽然杀刑慎施，但各种徒役之刑也能让人闻风色变。行台如今所控疆领，远及西域，阔达瀚海，一旦发送边疆苦寒之地，那滋味不比当时身死好上多少。
听到这两人对答，裴守真脸色又是一苦，闷头沉吟片刻，才又开口说道：“卑职不知行台负大用艰，妄以风言强谏殿下，所论悖情失实，心迹违于道义，论罪实大。”
“你本不是行台员佐，自然不知行台用事全貌。况且因言杀人，仁者不为，因你一命，损我清声，亦无足彰显行台之公正严明。”
李潼闻言后又摆摆手，表示这个理由也不充足，但仍不肯放过裴守真，只是沉声道：“继续想，继续说！”
听到雍王殿下继续逼问，裴守真一时间真是满怀苦涩。他自负于道义，涉险强谒雍王，且言辞多失恭谨，此事众眼有见，自知是把雍王得罪深了。
特别在眼见到行台前后用事所费之巨、所功之大，可以说唐家社稷如今境内无刀兵之扰，俱仰行台功事。朝廷不体恤行台所任边事繁重，只是一味催讨钱粮，老实说朝廷这一做法，就连裴守真都觉得有失气量、有失公允。
如今陕西之境几成方外之邦，责任并不全在于雍王恃功跋扈，更在于朝廷本身失于渊博。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朝廷取缔了行台、解决了雍王，陕西诸境若得善治，周边贼寇若得慑服，当今世道朝野内外，有几人可以夸言能代替雍王负此大任？凡所耗用，可能还要更甚于此前。
裴守真之所以甘心求死，一则在于自知自己这番行为之冒犯把雍王得罪狠了。二则也是心存一份惭愧，他此前那种态度，多多少少是觉得雍王权高势大、不臣之心昭然，挟陕西之境抗拒皇命，欲于关西之境另设典章，这自然是王臣所不容。
但事实是雍王拥此一境为西面壁防，整个陕西之地人力物力已经使用近于极致，朝廷承于此惠得于从容事外，却还一味的催讨索取，乃至于隐隐将雍王、将行台目为虎狼之敌。
陕西当然不是方外邦国，然而在人心狭计之下，已经有了敌我的判断。这一事实让裴守真所奉持的道义产生动摇，乃至于坍塌，朝廷对雍王尚可勒之以宗法、催之以皇命，可如果雍王真的倒下了，这些故技难道也能慑服诸敌？
这种信念的动摇、心态的转变，是出于裴守真自己的良知，但同时又有悖于他过往的道义，让他心生惊惧。此际求死，也真不是夸称忠烈的谋生之计。
雍王一再逼问该以何罪杀他，确有几分诛心之问的味道。裴守真几番作答，仍是怯于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表露出来，但雍王没有被他敷衍过去，仍是继续追问。
默然半晌后，裴守真终于长叹一声，深伏于地，涩声答道：“殿下此前训言，守真甘愿领罪，今日所为，确是贪慕贼节，沽求假誉。”
“此番皇命使用入京，未曾深查事情根本，只是困于舆情俗计，皇命之外，俱为不法。潜行留台，妄以壮烈自任，厉态求节，更是诬指殿下构害社稷，欲捐身以警众。人情以论，此为以疏间亲，使殿下与圣人两不相容。大体以论，指功为贼，毁我社稷柱石，诚是大奸！”
裴守真讲到这里，眼眶中已有泪光闪烁：“卑职腆以皇命自诩，世食唐禄，在朝不能匡大国计，使皇恩不能极尽包容、不偏不倚。外事不能洞见州县之困，著奏于上。唯是妒于殿下功高权重，以毁谤国器、夸张离奇为功。但有一二正念于怀，自当下问长安百姓何以欣乐若斯，但只是偏执邪计、吝于垂问，以我狭念妄作讨伐。”
“凡此诸罪，入死应当。殿下宗家至亲，分陕重臣，行台节钺所设，所杀正是卑职这种偏执贪妄、不以匡正为功、唯以攀诬为能的孽臣！大罪愚心自知，惟乞白纸一幅，留状于此，甘心入刑！”
将心中这份真实感受讲出来，哪怕对裴守真这种自觉垂死之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情。他敢于为此事迹，心中自有一份忠烈、道义的信念鼓舞着自己，要让他自我瓦解这一份信念，看清楚心中那一点偏执，并将之剖析出来，无异于是对自我一次彻底的否定。
所以讲完这一番话后，裴守真已经是泪流满面，自有一份悔恨痛悟。
他这一番行为，就是用所谓皇命所使的大义去包藏自己的私心。如今朝廷中弥漫着一股氛围，对陕西道大行台警惕、对雍王警惕，认为行台霸府本就是不合章制的存在，是一个割据关西的毒瘤。认为雍王骄狂难制，身受如此浩荡皇恩，竟还不能对皇命言听计从，不臣之心已是昭然。
这样一种思路所营造出的氛围，自然让一些心存忠烈、恪守道义的臣员从内心里对雍王、对行台有一种反感与敌视，此前的裴守真，正属此列。
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裴守真天然认为雍王截留陕西贡赋，就是为了蓄粮养兵，营造私己的势力，以期有一日悍然东归，以武力问鼎大位。
所以裴守真敢于犯颜强谏，认为自己即便因此身死，不失名臣气节。
然而这样的思路，首先是否定了雍王对大唐社稷实实在在的功勋，其次是夸大了朝廷的博大。
行台的设立本就是朝廷在无力西顾的情况下设立起来，甚至到目前为止，朝廷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经略边务的计划方阵。
朝士们在行台抵御绝大多数外寇所营造的和平氛围之内，放胆阔言与民休息，将雍王与行台树立成一个穷兵黩武、逐功虐民的反面例子。将雍王所有抗御边敌的行为，都视为其人巩固权势的私计。
裴守真此前也不觉得这思路有什么问题，可是当看到行台真正的机枢秘务时，才深刻了解到陕西道大行台究竟在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听完裴守真这一番对自我的剖析，李元素也忍不住感慨道：“雍王殿下领掌行台以来，凡所经历，无愧镇国之誉。关西所以无事，行台上下岂是悠闲享受？陕西道诸州，民疲久积，行台播治以来，民力才有所善养，有所善用。朝廷只以书令训问、谴责，此态确是有失公允。
我等行台诸员，景从殿下身后，军务、民务，竟日劳碌，的确不如都畿诸公竟日有闲、专注言论。但使陕西政治井然，王教不荒，所事便不称虚无。裴丞能有此悟，让人不失欣慰。”
最后这句话，李元素是说给雍王殿下听，也算是为裴守真稍作求情。
李潼听到这里，脸色也有所缓和。裴守真这一番言行，的确是搞得他很恼火，但也不至于直接就杀了对方，而且他还打算借此事一劳永逸的解决陕西道贡赋上缴与否的问题。
当然，究竟要不要杀裴守真，还要看对方的悟性、秉性如何。所以连作诛心之问，让裴守真做自我检讨，现在听来，这一番检讨也的确可称深刻。
当然，他示给裴守真的度支计簿自然不是行台全部，只是跟陕西道租调有关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行台还有其他的进项，比如飞钱的抽利、陇西榷场的所得，以及河东、山南的一些走私，还有并州的苏味道盐铁输给。
跟这些进项相比，陕西道诸州租调贡赋在行台财政收入当中所占比例反而不高，但却胜在稳定。特别随着行台扩户、垦荒等各项工作的展开深入，这一部分进项也在快速攀升。
同样的，他在西行之前将神都府库几乎掏空所获得的起步资金，也并没有记录在这度支计簿中。当然，李潼也不是拿钱不办事，相同投入下，他所做的这些事，换了任何一个人都未必能比他做的更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李潼叹息一声，再从席中站了起来，解下身上锦袍，披在裴守真身上，并将之扶了起来：“守真一命，诚不足惜。但行台群僚，错从于我，得此一二公允之言，却是弥足珍贵。生人所重，生死之外，名利而已。但能为我行台用事之众稍作正名，些许戾气，且付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