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李潼又邀兄长共进早餐，并顺便了解下蜀中如今的状况。
蜀中是关内重要的补充，就算神都朝廷再如何封锁大行台对外的交流联系，但因为地理的缘故，也无法切断关中与蜀中的沟通。
此前姚元崇便提过要在适当时间里将汉王招到长安来，以加强行台对蜀中的管制与经略。所以这一次李光顺入京，并不仅仅只是护送蕃国公主，更主要目的还是要将蜀中正式纳入大行台的结构中来。
尽管朝廷并没有明确的指令将蜀中归入陕西道，但也禁绝不了大行台对蜀中实际的管控。除非朝廷能够派遣一名身份、名位乃至于权柄都不逊于李潼兄弟的人选，坐镇蜀中以取代李光顺。
这样的人物并不多有，身份上无非李旦的几个儿子，但几个小豆丁也只能遥领其职，具体坐镇管理蜀中，还需要资望深厚的大臣，起码也得是李昭德、狄仁杰那种级别。
但不说已经被架空的李昭德，狄仁杰在朝情局势如此的情况下，是绝不可能出都的。崔玄暐刚刚身死，无论实情死因如何，都让朝情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就算狄仁杰本身愿意离都，单凭皇帝李旦一人威望手段，也并不足以主持朝情秩序的调整。
皇帝李旦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他的姻亲长者。但这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嫡长子豫王李成器并没有母族亲长，刘皇后一家几乎被武则天杀得灭族。
如果不是由豫王外族亲长担当益州官长，换了任何一个皇子外戚，都分分钟有可能将局面引往夺嫡之争的氛围中。雍王兄弟已经让皇帝李旦头大不已，若再滋乱于家门之内，那真是要他老命。
其实这一类的苗头，眼下就有了。比如说王美畅，此前在神都就不乏闹腾，后来托庇雍王才避免了被流放边远。
如今大行台创建，以他这样的身份是绝不适合继续留事行台，神都方面也的确有专门针对王美畅的召令下达长安。但也不是李潼要刻意搞事情，王美畅自己便来求见，不愿意返回神都任职，希望能继续留事大行台。
李潼对此自没有拒绝的道理，且颇为豪爽的将王美畅任命为正式的万年县令，至于原本打算授任的许敬宗之子许景，则以主簿佐事。
王美畅能力、品德高低且不论，但在万年县令这个位置上，也真的不是闲散不事，整治其长安城中那些勋贵豪强们手段强硬，不留情面，而且其态度阶段变化颇为明显。
窦氏的窦孝谌此前归都，王美畅便率领县府衙役游走治下诸坊，狠狠整顿了一下市容。一些勋贵人家为了出入方便私开坊门、或者破坏坊墙，都被王美畅狠狠惩罚了一通。
窦孝谌继承窦氏莘国公封爵后，王美畅又化身环卫使者，绕着长安诸勋贵门庭周边一通游走，若街曲植株被破坏，自是一通威罚。若院舍内外植株太茂密，那更不得了，你是要用树荫遮挡藏匿什么？直接拿入县衙一通审问。
王美畅办案全凭意气，这自然不好。但这一份意气怨情，李潼也实在不好插嘴干涉，劝王美畅大度一些。毕竟劝人大度，天打雷劈。只要其人能保证基本的政务不荒，偶有一些迁怒行为，也在容忍尺度之内。
说到底，终究还是皇帝李旦在家务处理方面过于多情软弱，没有树立起一个说一不二的强硬形象，才让这些亲戚门户各自生出许多斤斤计较的怨情。
抛开这些皇帝家事不谈，李光顺讲起蜀中的情况也是井井有条，其人能力或许不强，但做事胜在用心。
而且蜀中由于其闭塞环境，本身又远于朝廷核心的利益纷争，在事的官员得以专注于事，没有受到太多外界时局动荡的干扰，政治还算清明，民生也算稳定。诸众情况汇总起来，不失作为一个稳定后方的条件。
对于蜀中这样的情况，李潼也颇感欣慰，眼下的大行台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切实助益的补充，而不是利害纠缠、虽然利益不少但麻烦也一大堆的板块。
蜀中成都平原，虽然也有天府之誉，但周边恶劣的物流环境，并不利于大规模的钱粮外调，如果只凭常规手段进行管控，也并不足以成为关中的大粮仓，运输条件实在是达不到。
但蜀中物产丰饶、宜于囤聚，兼之外部环境相对安全，这又是其他地区所比拟不了的优势。正常情况下，蜀中这种优势可以使其成为一个绝佳的避难所，周边有乱可以避难其中。
如今，时局中有了飞钱这种兼具一定金融属性的新事物出现，蜀中又可以作为飞钱的本钱金库所在，成为一个绝佳的承兑中心。
金融或者说资本的力量，在当下这种中古世纪的生产力水平下，当然是没有强大到能够成为一国之命脉的程度，否则历朝历代便不会以重农抑商为根本。
农耕政权中，土地的产出就是维持一个政权的基础所在，其他任何获取资源的途径都不能与之比拟，因为土地恒有所产且不失度支。任何中原王朝的覆灭，都与土地政策的得失休戚相关，哪怕是自嗨过头、亡于外族的西晋。
当然也不可否认，商贸政策的合理应用，对于朝廷行政手段的不足也是一大补充。特别是大唐这种幅员辽阔、战线绵长的强大帝国，单纯农耕为本的行政手段，远不足以维持长期有效的统治。
李潼要把成都打造为一个金都的想法并非起于一时，当他提出飞钱这一概念的时候，心里就有相关的设想。不过当时的他刚刚结束丧期，仍然面对一个前途未卜的问题，纵有想法，也没有尝试的条件。
现在虽不至于说条件完全成熟，但起码也是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一些设想可以放开尝试。
蜀中的人事调整，自有大行台在经过充分权衡后拿出一个整体方案。至于眼下，李潼则就跟李光顺商讨一些具体的设想细节：“未来蜀中勾连各方的商贸事宜，必然是要做一个统筹监管。之后行台会于益州大都督府之外，加设一个市榷使职，征取榷税，以金银为钱，量货取资。”
“金银为钱？那绢、钱又将怎么行用？”
李光顺闻言后自有些不解，开口询问道。
“绢钱仍然照旧行用，无扰民生。只是官府在榷量的时候，凭金银为尺度。”
金银等贵金属，长期的不作为货币使用，只是作为一种高昂稀缺的原料，或是打制奢侈器物，或是用作储存。一方面金银并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产出，另一方面金银如果作为货币，其物理属性又决定了朝廷很难就此动什么手脚。
以铜为钱并通过滥行新钱来掠夺民间财富，这也是中原政权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其中最明显就是魏晋三国时期。
魏蜀吴三国除了在战场上争权斗势，在金融领域也是变着法的比较谁发的钱更烂，魏国搞新五铢，吴国就发当十、当百的大钱，蜀国一看还能这么玩，当十当百太小气，老子直接当千。这样的钱币，其信用度可想而知，全成一个笑话。
即便不论前朝，本朝高宗行新钱以代替开元通宝，结果也遭到了长安民众的自发抵制，乃至于为之罢市。
金银物理属性稳定，其作为货币的优越性自不待言，而且也有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王方庆就曾对李潼讲过，岭南特别是广州等地，民俗就是以金银当钱，一则岭南多有金银产地，二则广州又是外贸集中地，参与交易的买卖双方成分复杂，所以对货币的要求度就更高。
大行台在行政手段上是要逊于神都朝廷，就需要在商业方面进行补充，需要刺激商贸，让交易频繁发生。采用金银作为结算货币，也是促进商贸发展的手段之一。
但是这种变革，势必需要一个接受过程。所以李潼还是从商贾下手，商贾们贩殖为业、不事耕织、凭本生利，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自然要高过寻常小民，而且只要有利润存在，就不患商业萧条。
本身抗压能力不弱，即便新法不合时宜，所带来的反噬也有限，起码不足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一旦有了成效，又能获得最直接的反馈与收益，自然是最适合的实验对象。
李光顺对此考虑的自然没有那么深远，总之觉得少弟的决定就是对的，对此倒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点头应是。
用过早餐后，杨思勖又来报庭外郭元振求见，李潼举手吩咐召其人入内，却见一边的李光顺欲言又止，便笑语道：“阿兄有话要说。”
李光顺闻言后稍作迟疑，还是开口道：“郭元振才器的确不弱，但性情却难恪守恭谨。我倒没有太高明的观人之法，也并不是说其人忠义有亏。但此类烈驹，还是需要且策且御。”
李潼闻言后便笑着点头道：“阿兄良言，我记下了。”
蜀中是关内重要的补充，就算神都朝廷再如何封锁大行台对外的交流联系，但因为地理的缘故，也无法切断关中与蜀中的沟通。
此前姚元崇便提过要在适当时间里将汉王招到长安来，以加强行台对蜀中的管制与经略。所以这一次李光顺入京，并不仅仅只是护送蕃国公主，更主要目的还是要将蜀中正式纳入大行台的结构中来。
尽管朝廷并没有明确的指令将蜀中归入陕西道，但也禁绝不了大行台对蜀中实际的管控。除非朝廷能够派遣一名身份、名位乃至于权柄都不逊于李潼兄弟的人选，坐镇蜀中以取代李光顺。
这样的人物并不多有，身份上无非李旦的几个儿子，但几个小豆丁也只能遥领其职，具体坐镇管理蜀中，还需要资望深厚的大臣，起码也得是李昭德、狄仁杰那种级别。
但不说已经被架空的李昭德，狄仁杰在朝情局势如此的情况下，是绝不可能出都的。崔玄暐刚刚身死，无论实情死因如何，都让朝情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就算狄仁杰本身愿意离都，单凭皇帝李旦一人威望手段，也并不足以主持朝情秩序的调整。
皇帝李旦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他的姻亲长者。但这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嫡长子豫王李成器并没有母族亲长，刘皇后一家几乎被武则天杀得灭族。
如果不是由豫王外族亲长担当益州官长，换了任何一个皇子外戚，都分分钟有可能将局面引往夺嫡之争的氛围中。雍王兄弟已经让皇帝李旦头大不已，若再滋乱于家门之内，那真是要他老命。
其实这一类的苗头，眼下就有了。比如说王美畅，此前在神都就不乏闹腾，后来托庇雍王才避免了被流放边远。
如今大行台创建，以他这样的身份是绝不适合继续留事行台，神都方面也的确有专门针对王美畅的召令下达长安。但也不是李潼要刻意搞事情，王美畅自己便来求见，不愿意返回神都任职，希望能继续留事大行台。
李潼对此自没有拒绝的道理，且颇为豪爽的将王美畅任命为正式的万年县令，至于原本打算授任的许敬宗之子许景，则以主簿佐事。
王美畅能力、品德高低且不论，但在万年县令这个位置上，也真的不是闲散不事，整治其长安城中那些勋贵豪强们手段强硬，不留情面，而且其态度阶段变化颇为明显。
窦氏的窦孝谌此前归都，王美畅便率领县府衙役游走治下诸坊，狠狠整顿了一下市容。一些勋贵人家为了出入方便私开坊门、或者破坏坊墙，都被王美畅狠狠惩罚了一通。
窦孝谌继承窦氏莘国公封爵后，王美畅又化身环卫使者，绕着长安诸勋贵门庭周边一通游走，若街曲植株被破坏，自是一通威罚。若院舍内外植株太茂密，那更不得了，你是要用树荫遮挡藏匿什么？直接拿入县衙一通审问。
王美畅办案全凭意气，这自然不好。但这一份意气怨情，李潼也实在不好插嘴干涉，劝王美畅大度一些。毕竟劝人大度，天打雷劈。只要其人能保证基本的政务不荒，偶有一些迁怒行为，也在容忍尺度之内。
说到底，终究还是皇帝李旦在家务处理方面过于多情软弱，没有树立起一个说一不二的强硬形象，才让这些亲戚门户各自生出许多斤斤计较的怨情。
抛开这些皇帝家事不谈，李光顺讲起蜀中的情况也是井井有条，其人能力或许不强，但做事胜在用心。
而且蜀中由于其闭塞环境，本身又远于朝廷核心的利益纷争，在事的官员得以专注于事，没有受到太多外界时局动荡的干扰，政治还算清明，民生也算稳定。诸众情况汇总起来，不失作为一个稳定后方的条件。
对于蜀中这样的情况，李潼也颇感欣慰，眼下的大行台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切实助益的补充，而不是利害纠缠、虽然利益不少但麻烦也一大堆的板块。
蜀中成都平原，虽然也有天府之誉，但周边恶劣的物流环境，并不利于大规模的钱粮外调，如果只凭常规手段进行管控，也并不足以成为关中的大粮仓，运输条件实在是达不到。
但蜀中物产丰饶、宜于囤聚，兼之外部环境相对安全，这又是其他地区所比拟不了的优势。正常情况下，蜀中这种优势可以使其成为一个绝佳的避难所，周边有乱可以避难其中。
如今，时局中有了飞钱这种兼具一定金融属性的新事物出现，蜀中又可以作为飞钱的本钱金库所在，成为一个绝佳的承兑中心。
金融或者说资本的力量，在当下这种中古世纪的生产力水平下，当然是没有强大到能够成为一国之命脉的程度，否则历朝历代便不会以重农抑商为根本。
农耕政权中，土地的产出就是维持一个政权的基础所在，其他任何获取资源的途径都不能与之比拟，因为土地恒有所产且不失度支。任何中原王朝的覆灭，都与土地政策的得失休戚相关，哪怕是自嗨过头、亡于外族的西晋。
当然也不可否认，商贸政策的合理应用，对于朝廷行政手段的不足也是一大补充。特别是大唐这种幅员辽阔、战线绵长的强大帝国，单纯农耕为本的行政手段，远不足以维持长期有效的统治。
李潼要把成都打造为一个金都的想法并非起于一时，当他提出飞钱这一概念的时候，心里就有相关的设想。不过当时的他刚刚结束丧期，仍然面对一个前途未卜的问题，纵有想法，也没有尝试的条件。
现在虽不至于说条件完全成熟，但起码也是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一些设想可以放开尝试。
蜀中的人事调整，自有大行台在经过充分权衡后拿出一个整体方案。至于眼下，李潼则就跟李光顺商讨一些具体的设想细节：“未来蜀中勾连各方的商贸事宜，必然是要做一个统筹监管。之后行台会于益州大都督府之外，加设一个市榷使职，征取榷税，以金银为钱，量货取资。”
“金银为钱？那绢、钱又将怎么行用？”
李光顺闻言后自有些不解，开口询问道。
“绢钱仍然照旧行用，无扰民生。只是官府在榷量的时候，凭金银为尺度。”
金银等贵金属，长期的不作为货币使用，只是作为一种高昂稀缺的原料，或是打制奢侈器物，或是用作储存。一方面金银并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产出，另一方面金银如果作为货币，其物理属性又决定了朝廷很难就此动什么手脚。
以铜为钱并通过滥行新钱来掠夺民间财富，这也是中原政权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其中最明显就是魏晋三国时期。
魏蜀吴三国除了在战场上争权斗势，在金融领域也是变着法的比较谁发的钱更烂，魏国搞新五铢，吴国就发当十、当百的大钱，蜀国一看还能这么玩，当十当百太小气，老子直接当千。这样的钱币，其信用度可想而知，全成一个笑话。
即便不论前朝，本朝高宗行新钱以代替开元通宝，结果也遭到了长安民众的自发抵制，乃至于为之罢市。
金银物理属性稳定，其作为货币的优越性自不待言，而且也有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王方庆就曾对李潼讲过，岭南特别是广州等地，民俗就是以金银当钱，一则岭南多有金银产地，二则广州又是外贸集中地，参与交易的买卖双方成分复杂，所以对货币的要求度就更高。
大行台在行政手段上是要逊于神都朝廷，就需要在商业方面进行补充，需要刺激商贸，让交易频繁发生。采用金银作为结算货币，也是促进商贸发展的手段之一。
但是这种变革，势必需要一个接受过程。所以李潼还是从商贾下手，商贾们贩殖为业、不事耕织、凭本生利，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自然要高过寻常小民，而且只要有利润存在，就不患商业萧条。
本身抗压能力不弱，即便新法不合时宜，所带来的反噬也有限，起码不足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一旦有了成效，又能获得最直接的反馈与收益，自然是最适合的实验对象。
李光顺对此考虑的自然没有那么深远，总之觉得少弟的决定就是对的，对此倒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点头应是。
用过早餐后，杨思勖又来报庭外郭元振求见，李潼举手吩咐召其人入内，却见一边的李光顺欲言又止，便笑语道：“阿兄有话要说。”
李光顺闻言后稍作迟疑，还是开口道：“郭元振才器的确不弱，但性情却难恪守恭谨。我倒没有太高明的观人之法，也并不是说其人忠义有亏。但此类烈驹，还是需要且策且御。”
李潼闻言后便笑着点头道：“阿兄良言，我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