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雍王自陇上返回长安，整个长安城都因此而轰动不已，出迎的队伍更是一路从长安城西的金光门排到了几十里外的郊县。
雍王给长安、乃至于整个陕西所带来的局势改变，可以说是有眼皆见。年初雍王刚刚抵达长安的时候，长安城还被乱民所占据着，全无秩序可言。
北面突厥可汗默啜引兵直寇关内州县，陇右的吐蕃也随时都有可能趁火打劫。当时整个关内道都岌岌可危，人心民情更是慌乱不已，几乎看不到一丝局势转好的可能。
然而雍王西进的几个月时间里，先是快速平定了长安城的动乱，之后大军分击强敌，不独打得突厥默啜只身遁逃，雍王更亲自赴陇、并在青海击败吐蕃的军队，完成了大唐最强盛时期都没能做到的壮举。
到如今，长安城秩序逐渐恢复，民生欣欣向荣，外患悉数平定，俱雍王之功。所以长安城的民众们在得知雍王仪驾返回的时候，也真是发自肺腑的欢欣出迎，以此来表达他们对雍王的拥戴与敬慕。
过了陇山之后，李潼便脱下了戎装，时服策马。及近长安郊县时，眼见到民众们夹道欢迎、群情热烈如火，一时间既有欣慰，也有几分自豪。
早在神都决定发动政变的时候，李潼的心里便始终沉甸甸的、笼罩着一股庞大的压力。这一份压力，别人很难理解，而他也难以倾诉出口，那就是担心整个大唐世道可能会因为他的一番举动而划入一个较之史上更加恶劣的局面。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压力，所以他在神都革命之后，便快速抽身离开了神都洛阳，几乎没有来得及享受政变成功所带来的成果，便又投身于各种事务中去。
青海一场大胜，意味着围绕深度革命这一事件所进行的各种善后工作总算是告一段落，而李潼也终于得以松一口气。对于他各种努力奋争所达成的这一局面，他的心里还算是满意。
陇右的大功让许多时流感慨雍王谋计深刻长远，没有困在神都那胶着的局面中，而是勇于进取，另创一个全新局面。到如今，长安幕府分陕而治的局面算是彻底形成，甚至就连神都朝廷都不得不在名位上加以肯定，以陕西道大行台这一个充满霸府意味的机构来安抚雍王。
但这些人并不知道，李潼在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心里承受了多少压力。很多人不满于现状，渴望有所改变，但对于改变之后的局面，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李潼则不然，他虽然也不清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心里却自有一个样板作为对比。武周一朝诚是一言难尽，但在原本的历史上，虽然时局几经逆转，总也跌跌撞撞的进入了到了开天时期这一大唐真正盛世。
所以李潼对于自己的要求更高，他并不奢望自己能够做得尽善尽美，但起码应该要强于原本的历史上同一时期，否则他这一番舍命相搏就变得全无意义。
长安城金光门外，已经是人山人海，以至于幕府不得不加派甲众于此驻守净街，控制局面。
当雍王仪驾出现在金光门外的道路上时，金光门内外人群彻底沸腾起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吼叫声来发泄着心里积攒满满的热情，彻底压过了雍王仪驾中的羽葆鼓吹声。
留守长安城的李元素、姚元崇等要员们也都驰行入前，远远便当街作拜，大声呼喊道：“臣等恭贺雍王殿下凯旋！殿下远击强敌，播威异域，关内生人沐此恩典，恩威壮矣！”
李潼眼见此幕，心情也是颇为激动，于马背上向夹道人群并前方府员们振臂一挥，大笑道：“唐家立国以威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此行不负父祖，不负苍生，从此以往，王法煊赫，宇内无敌！”
“王法煊赫，宇内无敌！”
伴随着这样的喊叫声，雍王仪驾正式入城。长安城内外民众在经过一番热情宣泄之后，也逐渐散入了百坊街曲之间。
但很快的，民情又被一道政令所引爆，政令内容为《陕西道大行台开边籍式》：即日起，陕西道大行台所辖诸州在籍民户，特设开边籍，凡双丁以上民户俱可申报列籍，列籍之后，官牛免租，户给一奴，庸役悉除，唯户出一丁赴边助垦，役期为三个月。役满十年，授田百亩。
这是陕西道大行台创设后，发布的第一道令式，很快就在民间引起了热议。
这一道令式，对于京畿周边的民户们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长安民户众多，久为窄乡，均田令早已经形同虚设，土地大量集中在诸大户手中，但民众们每年仍然要承受租庸调的负担，还有各色课役。
虽然此前长安幕府已经免除了相当一部分的杂使，但仍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籍民的生存处境，人多而地少。
没有足够的耕地授给民户，这就使得长安周边大量民户沦为佃农，乃至于出现许多闲置的丁力，哪怕是想凭着一身力气养活家人，但根本就没有劳计可使。
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直接将土地从大户手中收回，再量授籍户。但这种触及根本的改革，对社会秩序触动极大，眼下的陕西道大行台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所以只能采取这样的折中之计，将关内过于稠密的民力进行外调，充实边州。
青海一战，唐军俘获了大量的牛羊、人口，而黄河九曲之地对于诸胡整顿仍在继续进行着。当然，所谓的整顿主要还是以武力教化为主。
西河行社的胡部二五仔们，在尝到了甜头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在雍王作为靠山的情况下，加上陇右军务的配合，极短时间内便崛起为陇右一霸，凡所见到的胡部都要骚扰一番，打得过那就直接干掉，打不过或者说得不偿失，那就卖股份，你出人出物、加入我，大家一起搞事业。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陇边俘获的人口、牲畜激增，单凭赴陇的关内商贾们根本消化不了，只能由官府出面解决。
牲畜之类还倒罢了，可是那么多的胡部人口，该要怎么处理，也实在是让人头疼。陇边诸州虽然也在积极的扩大屯垦规模，但若全都是胡卒劳动力大规模聚集在一起的话，也是一桩隐患。
所以陕西道大行台所公布的这一桩开边令，一方面是在增加边州的唐人比重，一方面也是为了化整为零的消化那些胡部卒力。
没有利益的战争就是不义之战，唐军开拓之势虽然大壮，但总不能关内民众们只是喝彩喊六，到最后一算除了每年赋税多缴，啥好处都捞不到。
诸开边籍户虽然每年要承担一丁三月的屯垦劳役，但在当地却是官牛免租、户给一奴，生产劳动力不减反增。胡奴化整为零、分散入乡野之中，也能削减一部分集中管制的压力，让地方官府以及乡社团练参与到对这些胡奴的管控中来。
此前的长安幕府就算想将州县人力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但终究还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可现在陕西州县俱奉雍王教令，政令的实施力度自然大增。
同时，以这一条开边令式作为陕西道大行台一道政令颁行，也算是确定一下陕西道大行台的为政风格，并不是关起门户专搞内政，而是以屯养战、因战益垦。虽然并不是全民皆战的军国模式，但在开边外扩方面仍要保持一个明快的节奏。
得益于青海这场大胜，如今整个京畿地区民众们对雍王殿下都是信心满满，因此令式短行几日后，单单在长安便涌现出了足足一万多户的开边籍户。
还有更多的民户，虽然也有参与进来的想法，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迟疑，想要在初步见到令式实施的成效之后再作取舍。毕竟小民生计维持本就艰难，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可能都会带来承受不了的恶劣后果，所以对于任何新事物都持谨慎态度。
对于这一道令式，长安幕府的态度就是积极宣传、但以自愿为主，为此雍王甚至专门组建一支内卫队伍，选募良家子并资深的故衣社徒，分道巡察诸州，以杜绝州县强派硬划开边户的做法。
除了这一道令式之外，长安幕府升格为陕西道大行台后，又面对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官员急缺。虽然诸州县正员官长仍是由神都朝廷选派，但诸参军佐员，则就由大行台直接任命。
雍王分陕而治，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朝廷中枢的管制，如果要做比喻的话，更类似于一种外包的管制模式。陕西道诸州县每年仍然贡赋不断，但具体的行政事宜，朝廷就不会管控入微了。
所以，大行台招兵买马、包括自身的结构重组，也是当务之急。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李潼一直忙碌于此，随着犒军大使陆元方抵达长安，大行台才算有了一个基本的雏形。
雍王给长安、乃至于整个陕西所带来的局势改变，可以说是有眼皆见。年初雍王刚刚抵达长安的时候，长安城还被乱民所占据着，全无秩序可言。
北面突厥可汗默啜引兵直寇关内州县，陇右的吐蕃也随时都有可能趁火打劫。当时整个关内道都岌岌可危，人心民情更是慌乱不已，几乎看不到一丝局势转好的可能。
然而雍王西进的几个月时间里，先是快速平定了长安城的动乱，之后大军分击强敌，不独打得突厥默啜只身遁逃，雍王更亲自赴陇、并在青海击败吐蕃的军队，完成了大唐最强盛时期都没能做到的壮举。
到如今，长安城秩序逐渐恢复，民生欣欣向荣，外患悉数平定，俱雍王之功。所以长安城的民众们在得知雍王仪驾返回的时候，也真是发自肺腑的欢欣出迎，以此来表达他们对雍王的拥戴与敬慕。
过了陇山之后，李潼便脱下了戎装，时服策马。及近长安郊县时，眼见到民众们夹道欢迎、群情热烈如火，一时间既有欣慰，也有几分自豪。
早在神都决定发动政变的时候，李潼的心里便始终沉甸甸的、笼罩着一股庞大的压力。这一份压力，别人很难理解，而他也难以倾诉出口，那就是担心整个大唐世道可能会因为他的一番举动而划入一个较之史上更加恶劣的局面。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压力，所以他在神都革命之后，便快速抽身离开了神都洛阳，几乎没有来得及享受政变成功所带来的成果，便又投身于各种事务中去。
青海一场大胜，意味着围绕深度革命这一事件所进行的各种善后工作总算是告一段落，而李潼也终于得以松一口气。对于他各种努力奋争所达成的这一局面，他的心里还算是满意。
陇右的大功让许多时流感慨雍王谋计深刻长远，没有困在神都那胶着的局面中，而是勇于进取，另创一个全新局面。到如今，长安幕府分陕而治的局面算是彻底形成，甚至就连神都朝廷都不得不在名位上加以肯定，以陕西道大行台这一个充满霸府意味的机构来安抚雍王。
但这些人并不知道，李潼在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心里承受了多少压力。很多人不满于现状，渴望有所改变，但对于改变之后的局面，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李潼则不然，他虽然也不清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心里却自有一个样板作为对比。武周一朝诚是一言难尽，但在原本的历史上，虽然时局几经逆转，总也跌跌撞撞的进入了到了开天时期这一大唐真正盛世。
所以李潼对于自己的要求更高，他并不奢望自己能够做得尽善尽美，但起码应该要强于原本的历史上同一时期，否则他这一番舍命相搏就变得全无意义。
长安城金光门外，已经是人山人海，以至于幕府不得不加派甲众于此驻守净街，控制局面。
当雍王仪驾出现在金光门外的道路上时，金光门内外人群彻底沸腾起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吼叫声来发泄着心里积攒满满的热情，彻底压过了雍王仪驾中的羽葆鼓吹声。
留守长安城的李元素、姚元崇等要员们也都驰行入前，远远便当街作拜，大声呼喊道：“臣等恭贺雍王殿下凯旋！殿下远击强敌，播威异域，关内生人沐此恩典，恩威壮矣！”
李潼眼见此幕，心情也是颇为激动，于马背上向夹道人群并前方府员们振臂一挥，大笑道：“唐家立国以威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此行不负父祖，不负苍生，从此以往，王法煊赫，宇内无敌！”
“王法煊赫，宇内无敌！”
伴随着这样的喊叫声，雍王仪驾正式入城。长安城内外民众在经过一番热情宣泄之后，也逐渐散入了百坊街曲之间。
但很快的，民情又被一道政令所引爆，政令内容为《陕西道大行台开边籍式》：即日起，陕西道大行台所辖诸州在籍民户，特设开边籍，凡双丁以上民户俱可申报列籍，列籍之后，官牛免租，户给一奴，庸役悉除，唯户出一丁赴边助垦，役期为三个月。役满十年，授田百亩。
这是陕西道大行台创设后，发布的第一道令式，很快就在民间引起了热议。
这一道令式，对于京畿周边的民户们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长安民户众多，久为窄乡，均田令早已经形同虚设，土地大量集中在诸大户手中，但民众们每年仍然要承受租庸调的负担，还有各色课役。
虽然此前长安幕府已经免除了相当一部分的杂使，但仍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籍民的生存处境，人多而地少。
没有足够的耕地授给民户，这就使得长安周边大量民户沦为佃农，乃至于出现许多闲置的丁力，哪怕是想凭着一身力气养活家人，但根本就没有劳计可使。
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直接将土地从大户手中收回，再量授籍户。但这种触及根本的改革，对社会秩序触动极大，眼下的陕西道大行台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所以只能采取这样的折中之计，将关内过于稠密的民力进行外调，充实边州。
青海一战，唐军俘获了大量的牛羊、人口，而黄河九曲之地对于诸胡整顿仍在继续进行着。当然，所谓的整顿主要还是以武力教化为主。
西河行社的胡部二五仔们，在尝到了甜头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在雍王作为靠山的情况下，加上陇右军务的配合，极短时间内便崛起为陇右一霸，凡所见到的胡部都要骚扰一番，打得过那就直接干掉，打不过或者说得不偿失，那就卖股份，你出人出物、加入我，大家一起搞事业。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陇边俘获的人口、牲畜激增，单凭赴陇的关内商贾们根本消化不了，只能由官府出面解决。
牲畜之类还倒罢了，可是那么多的胡部人口，该要怎么处理，也实在是让人头疼。陇边诸州虽然也在积极的扩大屯垦规模，但若全都是胡卒劳动力大规模聚集在一起的话，也是一桩隐患。
所以陕西道大行台所公布的这一桩开边令，一方面是在增加边州的唐人比重，一方面也是为了化整为零的消化那些胡部卒力。
没有利益的战争就是不义之战，唐军开拓之势虽然大壮，但总不能关内民众们只是喝彩喊六，到最后一算除了每年赋税多缴，啥好处都捞不到。
诸开边籍户虽然每年要承担一丁三月的屯垦劳役，但在当地却是官牛免租、户给一奴，生产劳动力不减反增。胡奴化整为零、分散入乡野之中，也能削减一部分集中管制的压力，让地方官府以及乡社团练参与到对这些胡奴的管控中来。
此前的长安幕府就算想将州县人力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但终究还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可现在陕西州县俱奉雍王教令，政令的实施力度自然大增。
同时，以这一条开边令式作为陕西道大行台一道政令颁行，也算是确定一下陕西道大行台的为政风格，并不是关起门户专搞内政，而是以屯养战、因战益垦。虽然并不是全民皆战的军国模式，但在开边外扩方面仍要保持一个明快的节奏。
得益于青海这场大胜，如今整个京畿地区民众们对雍王殿下都是信心满满，因此令式短行几日后，单单在长安便涌现出了足足一万多户的开边籍户。
还有更多的民户，虽然也有参与进来的想法，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迟疑，想要在初步见到令式实施的成效之后再作取舍。毕竟小民生计维持本就艰难，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可能都会带来承受不了的恶劣后果，所以对于任何新事物都持谨慎态度。
对于这一道令式，长安幕府的态度就是积极宣传、但以自愿为主，为此雍王甚至专门组建一支内卫队伍，选募良家子并资深的故衣社徒，分道巡察诸州，以杜绝州县强派硬划开边户的做法。
除了这一道令式之外，长安幕府升格为陕西道大行台后，又面对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官员急缺。虽然诸州县正员官长仍是由神都朝廷选派，但诸参军佐员，则就由大行台直接任命。
雍王分陕而治，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朝廷中枢的管制，如果要做比喻的话，更类似于一种外包的管制模式。陕西道诸州县每年仍然贡赋不断，但具体的行政事宜，朝廷就不会管控入微了。
所以，大行台招兵买马、包括自身的结构重组，也是当务之急。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李潼一直忙碌于此，随着犒军大使陆元方抵达长安，大行台才算有了一个基本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