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锋考虑了大约五秒钟。
但最终他却并未站起来明确支持伊伦的观点，只很是隐晦的说道：“伊伦博士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我的个人猜测，但目前并无确凿证据。伊伦博士说我看到了一些大家看不到的奥秘，那是不存在的。”
“我只不过是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再附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大胆揣测得出了这些结论。但既然我把书名定做《狂人猜想》。意思就是这些理论知识都是我十分张狂的大胆推测，依然需要各位共同出力，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条证明，又或者证伪。”
他的话讲得很是保守，并没给伊伦的观点盖章。
当然了，这又再次表现出他很狂的一面。
他就这么承认了《狂人猜想集》中物理和生物领域内的相关知识都是未经严密论证的猜想。
跳过严谨的科学实验，直接给答案。
他显得很膨胀。
如果换个人这样大放厥词，肯定会被口水喷死。
但他在《猜想集》中解决的数学问题已经陆续被全部完成验算。
一条又一条陈氏定理验算正以一周一集的速度在几大数学顶级学术杂志上连载。
一个二十五岁就能在数学领域达成如此成就的人，哪怕他在其他领域看似胡言乱语，人们在质疑之前也难免多琢磨一阵。
伊伦对陈锋的态度显然有些失望，但也没多说什么，差不多结题之后便走了下来，重新坐回陈锋身边。
“陈先生，您这是……”
忍了大约两分钟，伊伦还是问出来了。
陈锋笑着微微摇头，“时机不成熟。你考虑问题更多从学术角度切入，但我不能只考虑这些。在当前时代下，社会生产力还不足，依然存在很多矛盾需要解决。比如国与国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肤色与肤色之间，甚至同一国家的两个相邻的地区间也会存在高于竞争的矛盾。在解决掉这些问题之前，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领导者都无法承受这件事。”
伊伦点了点头。
他懂了。
之前他曾觉得陈锋除了音乐家和科学家的身份之外，其实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他总能站到更高的角度，用更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一切。
“是我欠考虑了，之前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所以贸然做了决定。抱歉。”
陈锋摇头，“没事，这更能说明你是一名专业的学术工作者。”
“人类能得到您这样全方位完美的领导者，是莫大的幸运。”
“过奖了过奖了。”
在二人低声交流时，台上的半学术半随意的演讲依然在继续。
参会人员不多，但都是全球各地的精英学者，能上台讲话的人也多少都有点东西。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陈锋又听到一名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双料大佬的有趣论调。
他没有贸然跳出自己的专业范畴去论证外星人是否存在，而是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今天是他的结题报告发表日。
这场会议也是由他召集。
他的社会实验包含两方面内容。
第一，在一个偏僻小镇内邀请多达五十万人次的志愿者参与体验。
体验的内容为定期展开的主题模拟生活，题目叫《假如世界末日将在十年/百年/千年之后抵达》。
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从亿万富翁到流浪汉均有，完美的模拟了一个小型的社会群落。
在五年时间里，这位大佬在小镇里拢共举办了多达二十一次的社会实验，分别围绕这三个时间段的悬念来展开。
第二，多达数百万次的大面积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与主题模拟生活一致。
这两方面内容互为补充，一个是理论推算，一个是实际演习。
实验结果很有趣，呈现出极其多元立体的反馈。
人们的反馈根据末日降临的年限差别以及志愿者自身的状况差异化表现出极大差别。
假定十年之后就将迎来末日，绝大部分接受主题模拟生活和问卷调查的普通人均表示那是十年之后的事，自己要考虑，但目前并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全部，必须解决眼前的信用卡账单，然后等有点余钱了，就要赶紧多囤点枪弹，然后到农村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呆着。
如果是单身汉，最后可能会再加上等事情真要发生了，就疯狂一把之类的念头。
如果是中产阶级，则会尝试维持住自己的生意和事业，依然要囤积枪支弹药，并会尝试组建自己的团队。
如果是上流社会的大商人，则又会在中产阶级所做的准备基础之上，尝试更多的合纵连横，以及赶紧掏钱资助马斯克尽快完成太空旅行的研究探索。
有机会的话，必须要搞一张船票。
当这个问题换到百年之后时，人们的反馈变了。
无资产者倾向于直接什么都不考虑，那都是自己死后的事情了，哪管得了那么多，该干嘛干嘛。
中产阶级大约会再增加一条，就是不留后人，免得后人受苦，至于自己，尽量在死的时候刚好把钱花完。
大资产阶级则依然是赞助太空项目，并对未来保持热情。
再把问题换成千年之后。
绝大部分人的回答都很直白。
一千年？那是什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骨灰都见不到那一天。
光是应付眼前的账单、工作、生意都够让我焦头烂额了，我会管一千年以后的事？
疯了吗？
陈锋对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
这才是正常人的思维模式。
他自己前面两次穿越到千年之后时，想法与这个也差不多。
光是在现实里活着就已经够累了，哪有空去管死后的洪水滔天。
但台上那位学者又列举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各个阶层对十年末日时的看法均差不多，但百年和千年时，有一部分人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之处。
这部分人表示自己要更努力，想办法创造出更多价值，尝试做奋力一搏。
讲这种话的人数量不多，但依然可以再找出不少区别。
比如一些大商人和政客，这些人会把话讲得很漂亮，但却漂亮到透露出浓烈的虚伪，其本质意图是通过自我包装而获得眼前可见的利益，比如金钱与名声。
还有一部分人的回答则比较又建设性，立刻开始开动脑筋并不断追问这“末日”将会以何种形态降临，如何规避，如何与之对抗。
这部分人大多是学者，并且还得是很成功的学者。
那位登台演讲的大佬最终如此总结道：“我用了五年来完成这个社会实验，结果不算乐观。我认为，当危机很远时，只有衣食无忧，并且具备相当程度知识水平，以及极为崇高的个人道德品质的人，才可能考虑相对虚无缥缈的责任感。”
“但当危机迫在眉睫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迅速陷入末日恐惧，我们将看到社会秩序的崩坏，街道上会充满枪声与火焰，抢劫将变成一份工作，同类的生命将得不到尊重。可能在真正的末日降临之前，我们的人口已经得下降至少一半。”
这位学者的看法很悲观。
多次见识过末日场景的陈锋却并未反驳他。
首先这位学者假定的末日其实就不存在。
按照他的描述，这首先是一种不可抵抗的末日。
但陈锋在未来看到的事实证明，当科技足够发达，人人都能衣食无忧，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人们都不需要通过相互掠夺就能获得足够优渥的物质条件后，只要有足够时间完成心理建设，哪怕面对的是不可抵抗且时间预知的末日，人类也还是会硬着头皮想试试，俗称不到黄河心不死。
另外，这位来自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还犯了另一个错误。
他的实验地点与问卷调查地点均局限在欧洲与北美，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人为英语母语系人口。
这位学者忽略了占据全球总人口五分之一的汉语人口。
所以他看似极具参考意义的大型社会实验其实也偏颇了。
陈锋很直觉性的认为，把同样的问题拿去问汉语母语的人，可能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一个人的三观养成与其从小到大接触到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高度相关，与其母语种类也会有极大关系。
人类的思考需要建立在语言媒介之上。
人心中的道理与哲学并非虚无的概念，同样应该是一条又一条建立在不同语言结构上的自我总结的理论。
这些理论构成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并将决定他面对每个选择时展开思考并做出决策的方向。
不同母语的人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很容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汉语和其他语系在发音、文字格局、语句表达方式、逻辑结构、情感展现等多方面呈现出较大区别。
汉语是一种偏向于准确表达的快速语言，比较具体。
英语是一种偏向于引申暗喻的慢速语言，比较抽象。
讲汉语的人容易单纯的着眼于现在，这显得实际。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容易着眼于未来，知识面足够广，具备高情操的英语母语者容易着眼于未来。所以欧美这边的学者在面对“末日问题”时，表现没让人失望。
但很遗憾，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人依然是知识层面相对较狭窄的普通人。
所以英语母语的普通人很容易沉浸在抽象强化后的恐惧心理中，完全没空琢磨什么责任感。
按照陈锋的推算，汉语母语的普通人将会与英语母语系的普通人表现出较大区别。
倒不是说汉语母语者这边的比例能调换过来，但着眼于未来，并落足于当下的比例会高很多。
因为汉语想问题够快。
当一个人总体知识层面偏窄，对世界本质的认知不是那么深刻与广泛时，汉语的快结构能让人更容易的想到未来。
英语的慢结构却让人的思维不得不更多停留在收集当前自己需要收集的信息上，慢速决策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信用卡的偿还诸如此类。
但再换一个层面，陈锋通过对未来的观察，又认为无论是汉语母语还是英语母语的顶级学问家，其实都能立足当下着眼未来。
当两种母语语言的人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达到巅峰后，又不分高下了。
这部分人掌握的知识足够完善，世界观足够宏大，可以跳出自身的局限。
此时母语结构对人的情怀影响程度会下降到最低。
其实在这里还藏着一个新的逻辑悖论。
是否拥有更多知识的人更有道德？
事实并非如此。
知识培养不出道德。
道德源自人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以及成年后的自我学习。
知识的丰富与否并不完全代表道德高尚与否。
只是说，拥有崇高道德的人在学习知识时会给自己增加一些额外的责任感作为驱动力，这部分人学习知识的专注度，以及对新知识的渴望程度会比较高。
所以顶级学者里的道德水平过硬的人占比相对较高。
但不代表学者里就没有人渣，个例依然存在。
陈锋心里虽这样想，有些不服气，但却并未站起来当场反驳对方。
等到会议结束时，他还主动去找这位牛津教授交流。
他在私下里把自己的质疑说了，并且邀请对方和他一起回国，在汉语母语系里也来一次这种社会实验。
牛津教授本已放弃了这想法，但却无法反驳陈锋的质疑，只说经费有限。
“经费的事情不用担心，我出。我们跳过小镇模式的社会实验，以问卷调查为主，争取在一周内拿出结论。”
牛津教授眯缝着眼，“陈先生您确定不是要美化您的祖国？”
陈锋摇头，“所以我邀请你来，而不是我亲自来。最后的统计结果，也将会由你全权负责，我只看，绝不插手干预，这样会更有说服力一些。”
“好。”
陈锋眼珠转了转，决定照顾自己的母校。
“就和位于汉州的江南大学合作吧？”
“没问题。我这边的团队还没解散，什么时候开始？”
陈锋眨眼，“现在。”
有些普通人看起来很大的事，到了陈锋现在的层面，其实也就是三两句话的功夫。
……
九天后。
中国境内的调查问卷基数高达百万份，已经极有参考意义了。
看着眼前的结果，这位牛津教授傻了眼。
陈锋则是老怀甚慰感慨万千。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
虽然绝大部分汉语母语者在面对百年/千年后的危机时，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倾向，但基本都认可努力工作，加强学习，尝试实现更多自我价值的看法。
只有百分之三十不到的人表现出明显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至于十年后的危机，汉语系这边的表现也没让人失望，几乎没有中国人在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末日时表现出明显的暴力倾向。
其实还是有的，但这种暴力倾向更偏向于末日背后情况不明的“敌人”。
如果真的完全无法反抗，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在最后时刻和自己的家人呆在一起。
牛津教授对这调查结果很不满意，愤怒指责道，“中国人太虚伪了！”
陈锋不否定，“这也可能真是虚伪吧。但如果一个庞大的文明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愿意这样‘虚伪’，并在‘虚伪’中度过一生，已经又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真诚。不是吗？商人虚伪是为了获得更多眼前的利益，但在中国这边‘虚伪’的人口比例这么大，我们虚伪能获得更多利益吗？就算真是这样吧，你们又会因为我们的‘虚伪’而放下成见吗？”
但最终他却并未站起来明确支持伊伦的观点，只很是隐晦的说道：“伊伦博士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我的个人猜测，但目前并无确凿证据。伊伦博士说我看到了一些大家看不到的奥秘，那是不存在的。”
“我只不过是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再附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大胆揣测得出了这些结论。但既然我把书名定做《狂人猜想》。意思就是这些理论知识都是我十分张狂的大胆推测，依然需要各位共同出力，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条证明，又或者证伪。”
他的话讲得很是保守，并没给伊伦的观点盖章。
当然了，这又再次表现出他很狂的一面。
他就这么承认了《狂人猜想集》中物理和生物领域内的相关知识都是未经严密论证的猜想。
跳过严谨的科学实验，直接给答案。
他显得很膨胀。
如果换个人这样大放厥词，肯定会被口水喷死。
但他在《猜想集》中解决的数学问题已经陆续被全部完成验算。
一条又一条陈氏定理验算正以一周一集的速度在几大数学顶级学术杂志上连载。
一个二十五岁就能在数学领域达成如此成就的人，哪怕他在其他领域看似胡言乱语，人们在质疑之前也难免多琢磨一阵。
伊伦对陈锋的态度显然有些失望，但也没多说什么，差不多结题之后便走了下来，重新坐回陈锋身边。
“陈先生，您这是……”
忍了大约两分钟，伊伦还是问出来了。
陈锋笑着微微摇头，“时机不成熟。你考虑问题更多从学术角度切入，但我不能只考虑这些。在当前时代下，社会生产力还不足，依然存在很多矛盾需要解决。比如国与国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肤色与肤色之间，甚至同一国家的两个相邻的地区间也会存在高于竞争的矛盾。在解决掉这些问题之前，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领导者都无法承受这件事。”
伊伦点了点头。
他懂了。
之前他曾觉得陈锋除了音乐家和科学家的身份之外，其实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他总能站到更高的角度，用更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一切。
“是我欠考虑了，之前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所以贸然做了决定。抱歉。”
陈锋摇头，“没事，这更能说明你是一名专业的学术工作者。”
“人类能得到您这样全方位完美的领导者，是莫大的幸运。”
“过奖了过奖了。”
在二人低声交流时，台上的半学术半随意的演讲依然在继续。
参会人员不多，但都是全球各地的精英学者，能上台讲话的人也多少都有点东西。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陈锋又听到一名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双料大佬的有趣论调。
他没有贸然跳出自己的专业范畴去论证外星人是否存在，而是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今天是他的结题报告发表日。
这场会议也是由他召集。
他的社会实验包含两方面内容。
第一，在一个偏僻小镇内邀请多达五十万人次的志愿者参与体验。
体验的内容为定期展开的主题模拟生活，题目叫《假如世界末日将在十年/百年/千年之后抵达》。
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从亿万富翁到流浪汉均有，完美的模拟了一个小型的社会群落。
在五年时间里，这位大佬在小镇里拢共举办了多达二十一次的社会实验，分别围绕这三个时间段的悬念来展开。
第二，多达数百万次的大面积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与主题模拟生活一致。
这两方面内容互为补充，一个是理论推算，一个是实际演习。
实验结果很有趣，呈现出极其多元立体的反馈。
人们的反馈根据末日降临的年限差别以及志愿者自身的状况差异化表现出极大差别。
假定十年之后就将迎来末日，绝大部分接受主题模拟生活和问卷调查的普通人均表示那是十年之后的事，自己要考虑，但目前并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全部，必须解决眼前的信用卡账单，然后等有点余钱了，就要赶紧多囤点枪弹，然后到农村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呆着。
如果是单身汉，最后可能会再加上等事情真要发生了，就疯狂一把之类的念头。
如果是中产阶级，则会尝试维持住自己的生意和事业，依然要囤积枪支弹药，并会尝试组建自己的团队。
如果是上流社会的大商人，则又会在中产阶级所做的准备基础之上，尝试更多的合纵连横，以及赶紧掏钱资助马斯克尽快完成太空旅行的研究探索。
有机会的话，必须要搞一张船票。
当这个问题换到百年之后时，人们的反馈变了。
无资产者倾向于直接什么都不考虑，那都是自己死后的事情了，哪管得了那么多，该干嘛干嘛。
中产阶级大约会再增加一条，就是不留后人，免得后人受苦，至于自己，尽量在死的时候刚好把钱花完。
大资产阶级则依然是赞助太空项目，并对未来保持热情。
再把问题换成千年之后。
绝大部分人的回答都很直白。
一千年？那是什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骨灰都见不到那一天。
光是应付眼前的账单、工作、生意都够让我焦头烂额了，我会管一千年以后的事？
疯了吗？
陈锋对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
这才是正常人的思维模式。
他自己前面两次穿越到千年之后时，想法与这个也差不多。
光是在现实里活着就已经够累了，哪有空去管死后的洪水滔天。
但台上那位学者又列举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各个阶层对十年末日时的看法均差不多，但百年和千年时，有一部分人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之处。
这部分人表示自己要更努力，想办法创造出更多价值，尝试做奋力一搏。
讲这种话的人数量不多，但依然可以再找出不少区别。
比如一些大商人和政客，这些人会把话讲得很漂亮，但却漂亮到透露出浓烈的虚伪，其本质意图是通过自我包装而获得眼前可见的利益，比如金钱与名声。
还有一部分人的回答则比较又建设性，立刻开始开动脑筋并不断追问这“末日”将会以何种形态降临，如何规避，如何与之对抗。
这部分人大多是学者，并且还得是很成功的学者。
那位登台演讲的大佬最终如此总结道：“我用了五年来完成这个社会实验，结果不算乐观。我认为，当危机很远时，只有衣食无忧，并且具备相当程度知识水平，以及极为崇高的个人道德品质的人，才可能考虑相对虚无缥缈的责任感。”
“但当危机迫在眉睫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迅速陷入末日恐惧，我们将看到社会秩序的崩坏，街道上会充满枪声与火焰，抢劫将变成一份工作，同类的生命将得不到尊重。可能在真正的末日降临之前，我们的人口已经得下降至少一半。”
这位学者的看法很悲观。
多次见识过末日场景的陈锋却并未反驳他。
首先这位学者假定的末日其实就不存在。
按照他的描述，这首先是一种不可抵抗的末日。
但陈锋在未来看到的事实证明，当科技足够发达，人人都能衣食无忧，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人们都不需要通过相互掠夺就能获得足够优渥的物质条件后，只要有足够时间完成心理建设，哪怕面对的是不可抵抗且时间预知的末日，人类也还是会硬着头皮想试试，俗称不到黄河心不死。
另外，这位来自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还犯了另一个错误。
他的实验地点与问卷调查地点均局限在欧洲与北美，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人为英语母语系人口。
这位学者忽略了占据全球总人口五分之一的汉语人口。
所以他看似极具参考意义的大型社会实验其实也偏颇了。
陈锋很直觉性的认为，把同样的问题拿去问汉语母语的人，可能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一个人的三观养成与其从小到大接触到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高度相关，与其母语种类也会有极大关系。
人类的思考需要建立在语言媒介之上。
人心中的道理与哲学并非虚无的概念，同样应该是一条又一条建立在不同语言结构上的自我总结的理论。
这些理论构成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并将决定他面对每个选择时展开思考并做出决策的方向。
不同母语的人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很容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汉语和其他语系在发音、文字格局、语句表达方式、逻辑结构、情感展现等多方面呈现出较大区别。
汉语是一种偏向于准确表达的快速语言，比较具体。
英语是一种偏向于引申暗喻的慢速语言，比较抽象。
讲汉语的人容易单纯的着眼于现在，这显得实际。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容易着眼于未来，知识面足够广，具备高情操的英语母语者容易着眼于未来。所以欧美这边的学者在面对“末日问题”时，表现没让人失望。
但很遗憾，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人依然是知识层面相对较狭窄的普通人。
所以英语母语的普通人很容易沉浸在抽象强化后的恐惧心理中，完全没空琢磨什么责任感。
按照陈锋的推算，汉语母语的普通人将会与英语母语系的普通人表现出较大区别。
倒不是说汉语母语者这边的比例能调换过来，但着眼于未来，并落足于当下的比例会高很多。
因为汉语想问题够快。
当一个人总体知识层面偏窄，对世界本质的认知不是那么深刻与广泛时，汉语的快结构能让人更容易的想到未来。
英语的慢结构却让人的思维不得不更多停留在收集当前自己需要收集的信息上，慢速决策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信用卡的偿还诸如此类。
但再换一个层面，陈锋通过对未来的观察，又认为无论是汉语母语还是英语母语的顶级学问家，其实都能立足当下着眼未来。
当两种母语语言的人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达到巅峰后，又不分高下了。
这部分人掌握的知识足够完善，世界观足够宏大，可以跳出自身的局限。
此时母语结构对人的情怀影响程度会下降到最低。
其实在这里还藏着一个新的逻辑悖论。
是否拥有更多知识的人更有道德？
事实并非如此。
知识培养不出道德。
道德源自人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以及成年后的自我学习。
知识的丰富与否并不完全代表道德高尚与否。
只是说，拥有崇高道德的人在学习知识时会给自己增加一些额外的责任感作为驱动力，这部分人学习知识的专注度，以及对新知识的渴望程度会比较高。
所以顶级学者里的道德水平过硬的人占比相对较高。
但不代表学者里就没有人渣，个例依然存在。
陈锋心里虽这样想，有些不服气，但却并未站起来当场反驳对方。
等到会议结束时，他还主动去找这位牛津教授交流。
他在私下里把自己的质疑说了，并且邀请对方和他一起回国，在汉语母语系里也来一次这种社会实验。
牛津教授本已放弃了这想法，但却无法反驳陈锋的质疑，只说经费有限。
“经费的事情不用担心，我出。我们跳过小镇模式的社会实验，以问卷调查为主，争取在一周内拿出结论。”
牛津教授眯缝着眼，“陈先生您确定不是要美化您的祖国？”
陈锋摇头，“所以我邀请你来，而不是我亲自来。最后的统计结果，也将会由你全权负责，我只看，绝不插手干预，这样会更有说服力一些。”
“好。”
陈锋眼珠转了转，决定照顾自己的母校。
“就和位于汉州的江南大学合作吧？”
“没问题。我这边的团队还没解散，什么时候开始？”
陈锋眨眼，“现在。”
有些普通人看起来很大的事，到了陈锋现在的层面，其实也就是三两句话的功夫。
……
九天后。
中国境内的调查问卷基数高达百万份，已经极有参考意义了。
看着眼前的结果，这位牛津教授傻了眼。
陈锋则是老怀甚慰感慨万千。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
虽然绝大部分汉语母语者在面对百年/千年后的危机时，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倾向，但基本都认可努力工作，加强学习，尝试实现更多自我价值的看法。
只有百分之三十不到的人表现出明显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至于十年后的危机，汉语系这边的表现也没让人失望，几乎没有中国人在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末日时表现出明显的暴力倾向。
其实还是有的，但这种暴力倾向更偏向于末日背后情况不明的“敌人”。
如果真的完全无法反抗，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在最后时刻和自己的家人呆在一起。
牛津教授对这调查结果很不满意，愤怒指责道，“中国人太虚伪了！”
陈锋不否定，“这也可能真是虚伪吧。但如果一个庞大的文明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愿意这样‘虚伪’，并在‘虚伪’中度过一生，已经又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真诚。不是吗？商人虚伪是为了获得更多眼前的利益，但在中国这边‘虚伪’的人口比例这么大，我们虚伪能获得更多利益吗？就算真是这样吧，你们又会因为我们的‘虚伪’而放下成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