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琼州之战虽然胜了，却让赵昺很有感触。蒙古兵死了也就死了，他们是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战也算死得其所，奥鲁赤等高级将领不管蒙汉也都如此，战死和自杀殉国也是他们的本分；而那些江北汉人，说起来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又落入女真之手至今已经数百年，两、三代人就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结构和信仰，他们死战到底也说的过去。
让赵昺气愤的是那些江南汉人，南宋失国不过近年的事情，可他们却已经堕落成蒙古人的帮凶。当然这也不能都怪在百姓和普通军士身上，说实话宋末这几位皇帝和史弥远及贾似道一窝奸佞把老百姓折腾的够呛，各捐杂税多如牛毛，连年的战争和军将的贪墨、欺压也让军兵苦不堪言，但赵昺以为这也不能成为他们背叛的理由。
可大宋不仅出了刘整、吕文焕、范虎臣这些叛臣，但也有江家满门忠烈，李庭芝、还有那个应死没死的陆秀夫和文天祥等等留名青史的忠臣义士。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得直白点儿就是社会道德沦丧，百姓的是非观念单薄，礼乐崩坏，主要责任当然是皇帝来负，任用不良之臣将有识之士被排挤出朝廷，打压忠贞的士人所导致的，使得劣币驱逐良币，世风日坏，没了廉耻之心。
赵昺以为这也是每一个末世王朝的通病，此刻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因为作为传承几千年的中原文明的主要敌人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他们与汉文明相比尚处于原始阶段，所以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
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
元朝平定南宋，混一南北，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变局。以前北方游牧民族曾经屡次征服华北半壁山河，却未能平定江南，一统华夏。而元朝则是第一个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元朝的统一中国，一方面结束了晚唐以来四百年的分裂与扰攘，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尤其是江南—的文化与社会秩序造成甚大的冲击。
赵昺前世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过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的教育，他知道在中原建立的异族王朝不止蒙元一个，还有女真、满清，不过他们很快被汉民族同化，完成了文明的融合。可蒙元是个异类，他们的传统文化与汉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对中原传统尊崇也就最少。
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博。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这让他们凭着快马、强弓打遍天下无敌手，迅速夺取了天下。
可在坐天下的时，蒙古人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体制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而是选择了一种“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高难度统治方式。但是与汉文明的巨大的差距，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自身能力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对汉文明的借鉴产生了厌恶。
最终，蒙古人将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能做的就只有摧毁了。在蒙古人灭金之际，华北地区遭受兵炙之害极烈，当地社会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坏，以致汉族文人甚至有“天纲绝，地轴折，人伦灭”的毁灭感。所以后世人常说蒙古人险些将千年中华文明毁灭，也才有了‘唐朝文化在日本，宋朝文化在朝鲜’之说……
赵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又是历史的亲历者，他觉自己有必要在维护中国文明的传承上做些贡献，绝不能让小鬼子和棒子们以正统自居。另外他清楚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不仅反映出本民族特质和风貌，还能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
另外赵昺前世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蒙元短命的说法于此有关。管理国家无非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于来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人来说，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和改造，政治居于次，而对一向内敛的汉文化最难吸收，当然包括，但不限于蒙古人，直至现代西方国家对说话喜欢说一半、藏一半的汉文化都难以接受。
而蒙古人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接触到佛教后又转投佛教，后来是打到哪信到哪，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他们中都不乏虔诚的信徒，形成一个多种元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边的统一体，可偏偏对高级的汉文化难以理解和吸收，让他们选择了酒精和美色与自暴自弃。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文面的格格不入，成为元帝国只维持百年便灭亡的根本原因。
赵昺虽然对儒家的学说并不全部赞成，尤其是所为的礼法，实在是太麻烦了，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积极意义。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有如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此一观念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其形成与宋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化相平行。
北宋司马光首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程朱理学更使君臣大义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视君臣关系为纲常中最重要之环节，“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强调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绝对化的忠君观念，为朝廷守节遂成为人臣应尽的义务。
不过赵昺也知道说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有多少人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历代鼎革之际，亡国遗士们也会有思想斗争的，是应该高蹈远引以期保全节义，抑是改仕新朝而求行道泽民？这是一个困扰历代士大夫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家文人鉴定古人忠奸的争论焦点。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难以取舍，皆因牵涉到儒家价值体系中“忠君”与“行道”孰轻孰重的大是大非。
在征服王朝取代汉族王朝的时代，此一间题更因牵涉到“夷夏大防”与“由夏人夷”而益形尖锐。事实上，在任何重大历史变革的时代，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同现。面对外在环境不可抗拒的改变，每个人根据其政治理念、道德信仰与实际利益的轻重权衡而作出不同之反应。即便是汉族王朝相互取代之际，出仕行藏对士大夫而言已是一个不易取舍的难题。当下江南士大夫在出仕问题上尤其面临到空前严峻的考验……
赵昺看看堂上的陆秀夫、文天祥和应节严三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大宋的忠义之士，或是自杀殉国，或是成为烈士，或是孤忠芳节，历来都是志士仁人仿效的榜样，史家文士歌颂的对象，以致在一般印象中，烈士与遗民代表宋元之际巨大世变中江南士大夫反应的主流，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汉奸和摇摆不定者还是很多的。
“此次出兵广西，朕以为声势要大，要使我们大胜元军之事广为人知，以坚定士人的信心，以防为敌所诱，走上不归之路。”赵昺见三人已经和自己统一了意见，便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道，不过也是暗自发笑绕了这么大个弯儿，也总算促成了此事。而对于能否促使蒙古人早日亡国，就当有枣没枣先打它三杆子再说，反正多吸收些支持自己的儒士并非坏事。
“嗯，陛下所言正是，贼酋忽必烈擅于收拾人心，其做宗王时经略中原之事就曾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政策，靠着金国那些叛降的儒臣辅佐夺取了汗位，攻略我朝的鹰犬也皆是北人将领，而后又先后两次下诏在江南诸路征召儒林名士、大家入朝为官，已有不少人或心甘情愿，或是被胁迫前往大都，我们是应该采取些措施。”陆秀夫点点头言道。
“左相，据吾所知并非全是如此，在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在夺取江南后不过年余，其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我朝儒臣官员清理出去，即使留任也不过是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微末官员，能谋一胥吏之职也十分不易。甚至将儒士与僧道之流并论，可谓斯文尽扫。”文天祥皱皱眉言道。
“先贤以为‘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吾游历江南时曾见忠于我朝众多的士大夫为防止被鞑虏强行征辟不得不归隐山林，其中不乏鸿儒大家，治国良臣，确应将他们召归我朝，不为敌所用！”应节严接着说道。
“嗯，朕对这些亦有耳闻，贼酋忽必烈为求速胜而采招降政策，降附官员皆优予高职。但是，元廷对南人极为猜忌，而北方汉人对南人亦甚歧视，多方排挤，在江北之地各州县居然没有江南士子任职！”赵昺颔首道，“不过有消息称现在伪元太子真金监国，其喜爱汉学，信任儒士，正派人前往江南寻找饱学之士。朕担心有心志不坚者会被其蒙蔽，接受其征召，为其所用！”
“是啊，若是被敌先行得手，对我朝极为不利，出兵广西势在必行，且宜早不宜迟！”陆秀夫听了明确表示了支持。
“好，既然都无异议，我们便着手安排出兵之事，就又陆相统筹计划！”赵昺立刻言道，他其实清楚真实情况要比三人说的要严重的多，而他们只怕也是装不知道，顾忌颜面才一味有意淡化，毕竟他们也都是儒士中的一员。赵昺心知肚明却也不能说破，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再有元朝用人取才最重家世，即当时所谓“根脚”。
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管道的制度可说南辕北辙，大不相同。这导致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在出仕问题上便极为困难。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
而即便能被安排到教职岗位的，也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且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而大家都言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
可是即便如此谋职也异常艰难，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总之，元初江南士人在仕隐问题上所牵涉的不仅是有无出仕的意愿，而且亦是机会问题，并非都是自愿的隐逸，实是姜太公钓鱼，希望能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以引起‘伯乐’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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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赵昺气愤的是那些江南汉人，南宋失国不过近年的事情，可他们却已经堕落成蒙古人的帮凶。当然这也不能都怪在百姓和普通军士身上，说实话宋末这几位皇帝和史弥远及贾似道一窝奸佞把老百姓折腾的够呛，各捐杂税多如牛毛，连年的战争和军将的贪墨、欺压也让军兵苦不堪言，但赵昺以为这也不能成为他们背叛的理由。
可大宋不仅出了刘整、吕文焕、范虎臣这些叛臣，但也有江家满门忠烈，李庭芝、还有那个应死没死的陆秀夫和文天祥等等留名青史的忠臣义士。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得直白点儿就是社会道德沦丧，百姓的是非观念单薄，礼乐崩坏，主要责任当然是皇帝来负，任用不良之臣将有识之士被排挤出朝廷，打压忠贞的士人所导致的，使得劣币驱逐良币，世风日坏，没了廉耻之心。
赵昺以为这也是每一个末世王朝的通病，此刻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因为作为传承几千年的中原文明的主要敌人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他们与汉文明相比尚处于原始阶段，所以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
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
元朝平定南宋，混一南北，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变局。以前北方游牧民族曾经屡次征服华北半壁山河，却未能平定江南，一统华夏。而元朝则是第一个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元朝的统一中国，一方面结束了晚唐以来四百年的分裂与扰攘，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尤其是江南—的文化与社会秩序造成甚大的冲击。
赵昺前世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过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的教育，他知道在中原建立的异族王朝不止蒙元一个，还有女真、满清，不过他们很快被汉民族同化，完成了文明的融合。可蒙元是个异类，他们的传统文化与汉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对中原传统尊崇也就最少。
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博。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这让他们凭着快马、强弓打遍天下无敌手，迅速夺取了天下。
可在坐天下的时，蒙古人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体制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而是选择了一种“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高难度统治方式。但是与汉文明的巨大的差距，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自身能力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对汉文明的借鉴产生了厌恶。
最终，蒙古人将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能做的就只有摧毁了。在蒙古人灭金之际，华北地区遭受兵炙之害极烈，当地社会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坏，以致汉族文人甚至有“天纲绝，地轴折，人伦灭”的毁灭感。所以后世人常说蒙古人险些将千年中华文明毁灭，也才有了‘唐朝文化在日本，宋朝文化在朝鲜’之说……
赵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又是历史的亲历者，他觉自己有必要在维护中国文明的传承上做些贡献，绝不能让小鬼子和棒子们以正统自居。另外他清楚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不仅反映出本民族特质和风貌，还能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
另外赵昺前世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蒙元短命的说法于此有关。管理国家无非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于来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人来说，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和改造，政治居于次，而对一向内敛的汉文化最难吸收，当然包括，但不限于蒙古人，直至现代西方国家对说话喜欢说一半、藏一半的汉文化都难以接受。
而蒙古人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接触到佛教后又转投佛教，后来是打到哪信到哪，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他们中都不乏虔诚的信徒，形成一个多种元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边的统一体，可偏偏对高级的汉文化难以理解和吸收，让他们选择了酒精和美色与自暴自弃。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文面的格格不入，成为元帝国只维持百年便灭亡的根本原因。
赵昺虽然对儒家的学说并不全部赞成，尤其是所为的礼法，实在是太麻烦了，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积极意义。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有如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此一观念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其形成与宋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化相平行。
北宋司马光首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程朱理学更使君臣大义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视君臣关系为纲常中最重要之环节，“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强调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绝对化的忠君观念，为朝廷守节遂成为人臣应尽的义务。
不过赵昺也知道说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有多少人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历代鼎革之际，亡国遗士们也会有思想斗争的，是应该高蹈远引以期保全节义，抑是改仕新朝而求行道泽民？这是一个困扰历代士大夫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家文人鉴定古人忠奸的争论焦点。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难以取舍，皆因牵涉到儒家价值体系中“忠君”与“行道”孰轻孰重的大是大非。
在征服王朝取代汉族王朝的时代，此一间题更因牵涉到“夷夏大防”与“由夏人夷”而益形尖锐。事实上，在任何重大历史变革的时代，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同现。面对外在环境不可抗拒的改变，每个人根据其政治理念、道德信仰与实际利益的轻重权衡而作出不同之反应。即便是汉族王朝相互取代之际，出仕行藏对士大夫而言已是一个不易取舍的难题。当下江南士大夫在出仕问题上尤其面临到空前严峻的考验……
赵昺看看堂上的陆秀夫、文天祥和应节严三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大宋的忠义之士，或是自杀殉国，或是成为烈士，或是孤忠芳节，历来都是志士仁人仿效的榜样，史家文士歌颂的对象，以致在一般印象中，烈士与遗民代表宋元之际巨大世变中江南士大夫反应的主流，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汉奸和摇摆不定者还是很多的。
“此次出兵广西，朕以为声势要大，要使我们大胜元军之事广为人知，以坚定士人的信心，以防为敌所诱，走上不归之路。”赵昺见三人已经和自己统一了意见，便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道，不过也是暗自发笑绕了这么大个弯儿，也总算促成了此事。而对于能否促使蒙古人早日亡国，就当有枣没枣先打它三杆子再说，反正多吸收些支持自己的儒士并非坏事。
“嗯，陛下所言正是，贼酋忽必烈擅于收拾人心，其做宗王时经略中原之事就曾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政策，靠着金国那些叛降的儒臣辅佐夺取了汗位，攻略我朝的鹰犬也皆是北人将领，而后又先后两次下诏在江南诸路征召儒林名士、大家入朝为官，已有不少人或心甘情愿，或是被胁迫前往大都，我们是应该采取些措施。”陆秀夫点点头言道。
“左相，据吾所知并非全是如此，在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在夺取江南后不过年余，其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我朝儒臣官员清理出去，即使留任也不过是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微末官员，能谋一胥吏之职也十分不易。甚至将儒士与僧道之流并论，可谓斯文尽扫。”文天祥皱皱眉言道。
“先贤以为‘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吾游历江南时曾见忠于我朝众多的士大夫为防止被鞑虏强行征辟不得不归隐山林，其中不乏鸿儒大家，治国良臣，确应将他们召归我朝，不为敌所用！”应节严接着说道。
“嗯，朕对这些亦有耳闻，贼酋忽必烈为求速胜而采招降政策，降附官员皆优予高职。但是，元廷对南人极为猜忌，而北方汉人对南人亦甚歧视，多方排挤，在江北之地各州县居然没有江南士子任职！”赵昺颔首道，“不过有消息称现在伪元太子真金监国，其喜爱汉学，信任儒士，正派人前往江南寻找饱学之士。朕担心有心志不坚者会被其蒙蔽，接受其征召，为其所用！”
“是啊，若是被敌先行得手，对我朝极为不利，出兵广西势在必行，且宜早不宜迟！”陆秀夫听了明确表示了支持。
“好，既然都无异议，我们便着手安排出兵之事，就又陆相统筹计划！”赵昺立刻言道，他其实清楚真实情况要比三人说的要严重的多，而他们只怕也是装不知道，顾忌颜面才一味有意淡化，毕竟他们也都是儒士中的一员。赵昺心知肚明却也不能说破，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再有元朝用人取才最重家世，即当时所谓“根脚”。
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管道的制度可说南辕北辙，大不相同。这导致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在出仕问题上便极为困难。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
而即便能被安排到教职岗位的，也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且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而大家都言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
可是即便如此谋职也异常艰难，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总之，元初江南士人在仕隐问题上所牵涉的不仅是有无出仕的意愿，而且亦是机会问题，并非都是自愿的隐逸，实是姜太公钓鱼，希望能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以引起‘伯乐’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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