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营义军在川中纵横之际，时不时地派出以标为级别的武装搞进村下乡活动。(看小说到网)
在南到泸州、北到巴州、东到大昌、西到松潘的四川广大腹地，那些素有恶名、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是西营义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目标。在这方圆千里的大片平原上，有十几个大城被义军攻破，有数百个地主武装盘踞的窝点。被义军一一拔除。
西营义军除了收取民心之外，还在有条不紊地为下次入川铺好路，尽量清除前行路上的绊脚石。这一点，历史上的张献忠就没有做好，他最后一次进川时，一开始用很宽容的政策对待那些地主武装只要人家低头就让对方保持武装，只求一个虚假的川中太平，结果等清军和南明军打来后，那些地主武装见西营义军败北，便跟清军或明军勾结，乘机攻取大西国的腹地，导致西营义军更加溃败，一直退到云南。这样的惨事绝对不会再次爆发，李定国绝对不容许西营义军辖内有心腹之患，即使有也是暂时的利用，时机成熟必将迅速拔除，对罗汝才曹营人马如此，对摇黄武装如此，对那些地主武装更是如此。
但这并不是等于说，李定国要完全依赖流民和灾民成事。
实际上，李定国越来越认为，对于明末的大部分流民、灾民，都只能暂时使用他们的暴力，至于智力方面，尚有待他李定国的引导开发。虽然明朝的文盲率远低于清朝，但也足有九成贫民还是大字不识一个，这样文化素质的人群中，固然会出现几个靠后天经验或天赋变得会打战或会治理地方的人才，那也是非常寥寥。未来的中高级将领和官员中，还是有赖于那些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士子们加入，像李岩那样的人才是多多益善。另外那些良善的中小地主、小商贩、军户亦是刨除贫民、大地主这两级势力外最大的中立势力，在官军、义军势均力敌之际，谁能得到中间人士的支持，谁的成功砝码就重了几分。清军顺利夺取明朝天下，就是迅速完成了跟明朝地主阶层的妥协媾和才加速完成的。
经过数月对明末这个时代的了解，李定国效仿后世某个领袖，也做了一个较为粗略的《明末阶级分析报告》，当然他提交给张献忠时，那文件名字简化为《明代贫富情况调查》。因为李定国深入矛盾斗争的第一线，耳闻目睹甚至亲自执行抄家灭门、铲除恶霸地主的凶事，所以里面相当一部分是李定国第一手掌握到的情况，他的报告做的很翔实。
李定国也利用这份报告，深入浅出地教育了张献忠等义军将领有关王朝兴衰的规律，揭示出西营义军想要夺取天下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如均分田地。
明朝衰败，归根结底的原因便是疯狂的土地兼并，更致命的原因则是“官绅不纳粮”。
整个明代，几乎所有的地主，他们本身或他们的家人便是士子出身。朱元璋当初愚蠢的官绅不纳粮政策使得那些官僚世家公然赁借政治特权，起初用“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占夺土地，继而便是凭借豪门势力强取豪夺。
那些当了官有了权势的圣人门徒虽口不言利，却在暗中强买良田甚至直接占夺良田。那些圣人门徒只关心他们士大夫的利益，眼里从来没有贫民百姓，没有人关心那些失去土的的农民会沦落到何种田的。李定国深入地了解了明末的真实情况后，不禁哀叹道：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是那些士子们而非草民写史书，他们自然不会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写进史书，反倒变本加厉地将更多屎盆子往农民起义军头上浇，霸占舆论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不给穷人活路甚至不给穷人呼喊申诉的机会，这种现象历尽几百年始终没啥大的起色。
只可叹某些下位者，不去体会同一阶层的苦痛，不去睁眼看看那些官僚地主是怎么对待草民（哦，在某个时代他们被称为屁民），反而以上位者的眼光来目视农民起义军为走贼流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李定国对林语堂此语甚为叹服。
这个国家百分之九十的问题都是当官和他们所从属或豢养的文人阶层的错，他们再怎么春秋笔法，也逃不掉历史对他们的审判。
因官僚增多和战争使税赋不断上升，而土地又不断被兼并集中在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贵族、官僚、地主手中，这就使土地不断减少的小自耕农的税赋双重上升，使得农民失去土的，被迫逃亡。而朱明政府却还要强制实行征收，把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的农户身上，结果是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所在群盗，半是逃户”。
明末时期，小冰川时代连续几十年的旱灾，然后紧接着蝗灾，这些频繁的灾荒让那些还未破产频临边缘苦苦支撑的农户再也承担不了，只得加入破产农民的行列。因土地兼并失掉土地，然后被苛捐杂税、天灾**逼到破产的农民便成为起义军的基本组成部分。
那个白衣飘飘风度翩翩的大才子钱谦益就是土地兼并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家有数万亩良田，还在苏浙一带广开店铺，皆因他是士绅，免征钱粮赋税。东林党人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兼着大地主大商人。崇祯皇帝迫于祖训，不敢向他们这些士子官宦富绅收取田赋，又被他们抵制着收不到商税矿税，只能向本来就穷困潦倒的自耕农继续收，逼民造反不过如是。
如钱谦益一般道貌岸然的混蛋，在明末可算得上比比皆是，尤其是东林党中人，谁家没有成千上万亩良田都要被人笑话。被李定国深为推崇的卢象升也有一个污点，他是东林党人，不过崇祯年间东林党人一手遮天，浙江人卢象升加入东林党，亦是无奈。
虽然李定国看得出，明朝灭亡满清猖獗八成错在官僚士绅阶层，但他也不能搞一刀切，只依靠完全的农民阶级不足以得到天下，刘邦、朱元璋这两个草根皇帝他们依靠的近半都是士绅出身的英才，后世某个王朝的领导层大半也都是地主富绅家庭出身，毕竟旧时代的精英还是要靠起码的基础教育才能保证。
翻看中国二十四史，埋藏在字里行间的几乎全是官本位导致的一系列恶果，包括土地兼并，大部分朝代都是搞官绅不纳粮或少纳粮来笼络争取士子的支持，这也是官本位的一个表现，搞土地兼并的主体都是官僚或官僚背景的地主、商人。
但李定国就是再狂妄，也不敢一下子就挑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他不想走王莽的老路，土地改革和“官绅一体纳粮”的改革还是等完全夺取天下才缓缓而行吧。
用暴力消除土地兼并，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井田制度，太激进了。李定国还真不敢马上喊出那样的口号，目前他让西营义军抄家甚至灭门的都是那些在乡里颇有恶名人人生厌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道貌岸然素有贤名的地主豪绅他暂时还不会动。
对于那些名声不坏又安分守己不跟义军为敌的地主，李定国还是抱着为了日后共同抵抗满清鞑子现在要构建团结统一战线的态度。即使是索要钱粮，李定国还是用张献忠或自己的大印，写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在信里声称西营义军必将夺得天下，到那时这些地主带着此信件前去，原先被借出的钱粮会双倍奉还。另外，如果这些地主家庭的子弟愿意加入义军，必会给与优待，义军以后有了基业也会办科举考试，这些地主的子弟有资格参加。对于这样的地主，义军军规约束不能侵扰，违者斩。不管这些地主是否认同，至少义军要表现出尊重的姿态，久而久之，必能以德服人。
团结罗汝才的曹营人马，团结摇黄武装，团结其他义军杆子，甚至团结那些名声不坏又不跟义军为敌的地主士绅，这就是李定国初步构建的团结统一阵线。在前期，朱明朝廷及其治下大贵族大地主大官僚的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是所有这些人所深恶痛绝的，就可以此为基本的心理互通桥梁，让所有力量聚合起来，跟朱明朝廷斗。
在南到泸州、北到巴州、东到大昌、西到松潘的四川广大腹地，那些素有恶名、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是西营义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目标。在这方圆千里的大片平原上，有十几个大城被义军攻破，有数百个地主武装盘踞的窝点。被义军一一拔除。
西营义军除了收取民心之外，还在有条不紊地为下次入川铺好路，尽量清除前行路上的绊脚石。这一点，历史上的张献忠就没有做好，他最后一次进川时，一开始用很宽容的政策对待那些地主武装只要人家低头就让对方保持武装，只求一个虚假的川中太平，结果等清军和南明军打来后，那些地主武装见西营义军败北，便跟清军或明军勾结，乘机攻取大西国的腹地，导致西营义军更加溃败，一直退到云南。这样的惨事绝对不会再次爆发，李定国绝对不容许西营义军辖内有心腹之患，即使有也是暂时的利用，时机成熟必将迅速拔除，对罗汝才曹营人马如此，对摇黄武装如此，对那些地主武装更是如此。
但这并不是等于说，李定国要完全依赖流民和灾民成事。
实际上，李定国越来越认为，对于明末的大部分流民、灾民，都只能暂时使用他们的暴力，至于智力方面，尚有待他李定国的引导开发。虽然明朝的文盲率远低于清朝，但也足有九成贫民还是大字不识一个，这样文化素质的人群中，固然会出现几个靠后天经验或天赋变得会打战或会治理地方的人才，那也是非常寥寥。未来的中高级将领和官员中，还是有赖于那些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士子们加入，像李岩那样的人才是多多益善。另外那些良善的中小地主、小商贩、军户亦是刨除贫民、大地主这两级势力外最大的中立势力，在官军、义军势均力敌之际，谁能得到中间人士的支持，谁的成功砝码就重了几分。清军顺利夺取明朝天下，就是迅速完成了跟明朝地主阶层的妥协媾和才加速完成的。
经过数月对明末这个时代的了解，李定国效仿后世某个领袖，也做了一个较为粗略的《明末阶级分析报告》，当然他提交给张献忠时，那文件名字简化为《明代贫富情况调查》。因为李定国深入矛盾斗争的第一线，耳闻目睹甚至亲自执行抄家灭门、铲除恶霸地主的凶事，所以里面相当一部分是李定国第一手掌握到的情况，他的报告做的很翔实。
李定国也利用这份报告，深入浅出地教育了张献忠等义军将领有关王朝兴衰的规律，揭示出西营义军想要夺取天下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如均分田地。
明朝衰败，归根结底的原因便是疯狂的土地兼并，更致命的原因则是“官绅不纳粮”。
整个明代，几乎所有的地主，他们本身或他们的家人便是士子出身。朱元璋当初愚蠢的官绅不纳粮政策使得那些官僚世家公然赁借政治特权，起初用“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占夺土地，继而便是凭借豪门势力强取豪夺。
那些当了官有了权势的圣人门徒虽口不言利，却在暗中强买良田甚至直接占夺良田。那些圣人门徒只关心他们士大夫的利益，眼里从来没有贫民百姓，没有人关心那些失去土的的农民会沦落到何种田的。李定国深入地了解了明末的真实情况后，不禁哀叹道：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是那些士子们而非草民写史书，他们自然不会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写进史书，反倒变本加厉地将更多屎盆子往农民起义军头上浇，霸占舆论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不给穷人活路甚至不给穷人呼喊申诉的机会，这种现象历尽几百年始终没啥大的起色。
只可叹某些下位者，不去体会同一阶层的苦痛，不去睁眼看看那些官僚地主是怎么对待草民（哦，在某个时代他们被称为屁民），反而以上位者的眼光来目视农民起义军为走贼流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李定国对林语堂此语甚为叹服。
这个国家百分之九十的问题都是当官和他们所从属或豢养的文人阶层的错，他们再怎么春秋笔法，也逃不掉历史对他们的审判。
因官僚增多和战争使税赋不断上升，而土地又不断被兼并集中在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贵族、官僚、地主手中，这就使土地不断减少的小自耕农的税赋双重上升，使得农民失去土的，被迫逃亡。而朱明政府却还要强制实行征收，把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的农户身上，结果是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所在群盗，半是逃户”。
明末时期，小冰川时代连续几十年的旱灾，然后紧接着蝗灾，这些频繁的灾荒让那些还未破产频临边缘苦苦支撑的农户再也承担不了，只得加入破产农民的行列。因土地兼并失掉土地，然后被苛捐杂税、天灾**逼到破产的农民便成为起义军的基本组成部分。
那个白衣飘飘风度翩翩的大才子钱谦益就是土地兼并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家有数万亩良田，还在苏浙一带广开店铺，皆因他是士绅，免征钱粮赋税。东林党人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兼着大地主大商人。崇祯皇帝迫于祖训，不敢向他们这些士子官宦富绅收取田赋，又被他们抵制着收不到商税矿税，只能向本来就穷困潦倒的自耕农继续收，逼民造反不过如是。
如钱谦益一般道貌岸然的混蛋，在明末可算得上比比皆是，尤其是东林党中人，谁家没有成千上万亩良田都要被人笑话。被李定国深为推崇的卢象升也有一个污点，他是东林党人，不过崇祯年间东林党人一手遮天，浙江人卢象升加入东林党，亦是无奈。
虽然李定国看得出，明朝灭亡满清猖獗八成错在官僚士绅阶层，但他也不能搞一刀切，只依靠完全的农民阶级不足以得到天下，刘邦、朱元璋这两个草根皇帝他们依靠的近半都是士绅出身的英才，后世某个王朝的领导层大半也都是地主富绅家庭出身，毕竟旧时代的精英还是要靠起码的基础教育才能保证。
翻看中国二十四史，埋藏在字里行间的几乎全是官本位导致的一系列恶果，包括土地兼并，大部分朝代都是搞官绅不纳粮或少纳粮来笼络争取士子的支持，这也是官本位的一个表现，搞土地兼并的主体都是官僚或官僚背景的地主、商人。
但李定国就是再狂妄，也不敢一下子就挑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他不想走王莽的老路，土地改革和“官绅一体纳粮”的改革还是等完全夺取天下才缓缓而行吧。
用暴力消除土地兼并，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井田制度，太激进了。李定国还真不敢马上喊出那样的口号，目前他让西营义军抄家甚至灭门的都是那些在乡里颇有恶名人人生厌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道貌岸然素有贤名的地主豪绅他暂时还不会动。
对于那些名声不坏又安分守己不跟义军为敌的地主，李定国还是抱着为了日后共同抵抗满清鞑子现在要构建团结统一战线的态度。即使是索要钱粮，李定国还是用张献忠或自己的大印，写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在信里声称西营义军必将夺得天下，到那时这些地主带着此信件前去，原先被借出的钱粮会双倍奉还。另外，如果这些地主家庭的子弟愿意加入义军，必会给与优待，义军以后有了基业也会办科举考试，这些地主的子弟有资格参加。对于这样的地主，义军军规约束不能侵扰，违者斩。不管这些地主是否认同，至少义军要表现出尊重的姿态，久而久之，必能以德服人。
团结罗汝才的曹营人马，团结摇黄武装，团结其他义军杆子，甚至团结那些名声不坏又不跟义军为敌的地主士绅，这就是李定国初步构建的团结统一阵线。在前期，朱明朝廷及其治下大贵族大地主大官僚的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是所有这些人所深恶痛绝的，就可以此为基本的心理互通桥梁，让所有力量聚合起来，跟朱明朝廷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