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截至2007年年底，宁波市所有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完成了直选，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社区全部实现直选的城市，有专家认为，此举不但促进了城市基层民主的扩大，而且创新了社区管理模式，规范了城市社区选举程序，对全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事实上，在社区层面推行社区居民自治，实行选聘分离、义工为主的管理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就在昨天晚上，笔者所居住的大温哥华郊区某社区召开了一次社区全体代表大会，会议的议题包括是否更换物业公司、停车场赢利用途、是否允许公寓阳台封闭和社区委员会改选办法等，这些议题都是一周前书面分发到每家每户，以一户一票的方式表决的，而负责日常管理的社区委员会、负责款项出入和用度监督的社区董事会，以及负责给前者提供建议的社区特别顾问，则是这些议题的拟定者。他们都系居民选举产生的纯义工，不但负责组织这类表决、讨论，还实际担负从社区设施维护、运转直到火警发生时疏导受灾户并配合消防队、警察工作，大量繁琐的日常社区管理事务。这就是欧美各国通行的社区自治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各城市自行订拟符合本地实际的“社区自治办法”，而各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则完全交给这些由社区自行推举产生、不脱产、不占编制的组织及其义务人员管理，所有这些为社区服务的组织，都是非政府、非赢利性质，政府虽然高度重视社区发展，却并不直接置身事内，其参与大多以简洁的方式如法律、经济等方式进行，社区事务主要依靠居民自己进行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行政主要承担制度和法规制订者、仲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而社区内的各项服务、管理，则完全交由社区自治。
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首先是提高了社区服务的效率。由于所有社区服务人员都是由社区居民推选、乐意为本社区服务的义工，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对社区的特点、需要和不足更加知根知底，工作、服务也能做到有的放矢。由于行政部门不直接参与社区内部管理，而只是间接参与指导和服务，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和扯皮。这些义工都是不脱产、不领薪的，服务纯属尽义务，只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从事社区工作，这样一来确保了只有最热心者才会乐意充当社区义工，二来也无形中将社区工作中一些形式主义的风气消解于无形。
其次，也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由于社区自治，政府可以仅在社区一级配置最低标准的专职社工，并将社区行政拨款大大降低，而不必担心社区功能弱化，这样就可确保宝贵的行政人力、财力投入到更急需的领域。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原本实行与中国类似的“大政府、小社会”、由政府对社区基层组织和服务大包大揽的方法，导致行政开支浩大，社区服务效率也欠佳。近年来他们推行了社区自治改革，让大量社区义工和非政府组织替代专职社工，结果非但费用大减，社区的功能也更趋健全、完善。
我们看到，宁波市的社区直选、选聘分离等大胆尝试，所遵循的同样是以大多数义工代替专职社工、以居民自治为主代替行政管理为主、以“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代替“大政府、小社会”模式的社区自治道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单纯看户籍的传统习惯，而把在本社区务工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员也列入候选人行列。这些努力同样收到了提高社区服务效率、减少政府行政支出的预期作用。
在国外，社区自治的产生、推广和完善，是和居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公民化社会的建立健全，以及公民自治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分不开的，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典型表现。同样，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类似宁波形式、或符合各地特色其它形式的公民自治，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全国众多地方，因为公民自治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事实上，在社区层面推行社区居民自治，实行选聘分离、义工为主的管理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就在昨天晚上，笔者所居住的大温哥华郊区某社区召开了一次社区全体代表大会，会议的议题包括是否更换物业公司、停车场赢利用途、是否允许公寓阳台封闭和社区委员会改选办法等，这些议题都是一周前书面分发到每家每户，以一户一票的方式表决的，而负责日常管理的社区委员会、负责款项出入和用度监督的社区董事会，以及负责给前者提供建议的社区特别顾问，则是这些议题的拟定者。他们都系居民选举产生的纯义工，不但负责组织这类表决、讨论，还实际担负从社区设施维护、运转直到火警发生时疏导受灾户并配合消防队、警察工作，大量繁琐的日常社区管理事务。这就是欧美各国通行的社区自治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各城市自行订拟符合本地实际的“社区自治办法”，而各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则完全交给这些由社区自行推举产生、不脱产、不占编制的组织及其义务人员管理，所有这些为社区服务的组织，都是非政府、非赢利性质，政府虽然高度重视社区发展，却并不直接置身事内，其参与大多以简洁的方式如法律、经济等方式进行，社区事务主要依靠居民自己进行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行政主要承担制度和法规制订者、仲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而社区内的各项服务、管理，则完全交由社区自治。
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首先是提高了社区服务的效率。由于所有社区服务人员都是由社区居民推选、乐意为本社区服务的义工，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对社区的特点、需要和不足更加知根知底，工作、服务也能做到有的放矢。由于行政部门不直接参与社区内部管理，而只是间接参与指导和服务，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和扯皮。这些义工都是不脱产、不领薪的，服务纯属尽义务，只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从事社区工作，这样一来确保了只有最热心者才会乐意充当社区义工，二来也无形中将社区工作中一些形式主义的风气消解于无形。
其次，也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由于社区自治，政府可以仅在社区一级配置最低标准的专职社工，并将社区行政拨款大大降低，而不必担心社区功能弱化，这样就可确保宝贵的行政人力、财力投入到更急需的领域。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原本实行与中国类似的“大政府、小社会”、由政府对社区基层组织和服务大包大揽的方法，导致行政开支浩大，社区服务效率也欠佳。近年来他们推行了社区自治改革，让大量社区义工和非政府组织替代专职社工，结果非但费用大减，社区的功能也更趋健全、完善。
我们看到，宁波市的社区直选、选聘分离等大胆尝试，所遵循的同样是以大多数义工代替专职社工、以居民自治为主代替行政管理为主、以“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代替“大政府、小社会”模式的社区自治道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单纯看户籍的传统习惯，而把在本社区务工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员也列入候选人行列。这些努力同样收到了提高社区服务效率、减少政府行政支出的预期作用。
在国外，社区自治的产生、推广和完善，是和居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公民化社会的建立健全，以及公民自治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分不开的，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典型表现。同样，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类似宁波形式、或符合各地特色其它形式的公民自治，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全国众多地方，因为公民自治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