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9：2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众议员迈克尔.本田提出的、有关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其它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决议案，消息传至中国，许多人为之欣慰和鼓舞。
众所周知的是，该决议案此番能以如此大的优势顺利通过，是和北美当地许多华人团体积极、有效的努力分不开的。世界二战亚太地区史实维护会（简称史维会）联合美国华人全国联合会大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亚太二战浩劫纪念馆筹备会等华人团体，积极联络其它亚裔社团，积极向所在区的众议员介绍史实，阐明立场，沟通想法，投票前夕，他们更发动各界，给议员们打电话、发传真，提醒各自选区的国会众议员下周一记得去投票，支持这个“维护史实、捍卫人权”的重要决议案。
其实这一努力远在此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北美各华人团体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采用各种方法介绍、宣传日本侵华史实，史维会加拿大分会自2004年以来每年资助和安排20多名加拿大高中教师赴中国考察、了解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通过这一努力，不但使这些教师成为向加拿大青少年如实介绍二战日本侵华历史的中介，而且通过他们的帮助，日本侵华史被加拿大安大略省列为高中必修课。北美华人团体还通过影响、支持甚至自筹自己拍摄，推出或协助推出了《张纯如》、《南京》等一系列揭露日军二战暴行的影片，为议案的最终通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难看出，这些北美华人团体之所以卓见成效，不但应归功于其积极投入和不懈坚持的精神，更应归功于他们懂得选择最适当的渠道、对象、形式和语言，恰到好处地宣传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取得了广泛的同情和理解，并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概括言之，就是他们懂得对谁说，说什么，怎样说。
不要小看这九个字，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反思之处。
中国国内有关方面和个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历史问题上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并积极向世界各国宣传史实，宣传中国的主张，但效果却并不总是尽如人意，甚至有时会被误解为“总是揪住历史问题不放”，在“打历史牌”，我在非洲马里时，就曾有一位相熟的当地朋友不解地问我“你们中国为什么总和日本闹别扭”。不能单纯责怪外国人不理解，不接受，他们处在完全两样的环境，对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切肤之痛既缺乏感性认识，也缺乏理性认识，而我们的对外宣传、沟通工作却是努力有余，方法不足，说出的话、写出的东西，人家或是看不懂，或是不爱看，结果自然是事倍功半。
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问题，许多现实问题同样可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经验。近来“中国制造”在全球许多地方出现了信任危机，有关方面对此着急上火，千方百计试图消除负面影响，但效果却似未如人意，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归咎于不懂得那九个字。许多相关人士在危机来临时第一反应是否认，否认无效再推脱、辩解，有关部门还会拿出诸如“大多数产品是合格的”或“按照中国标准没有问题”等来解释，殊不知国际问题要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涉及别国的事要用他们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来沟通，你只顾强调合格的99％，却忽视了当地消费者如果恰好碰上那1％，对他本人而言就是不折不扣的100％，而决不会管别人买到的是否合格；你只说中国标准检验合格，可你的东西是卖给外国人的，外国人不买帐那就是行不通。
即使更高层面的问题，同样可从此次事件中得到启示。中美之间围绕贸易逆差和汇率已争执多年，美方的重重压力让中方疲于应付，并付出了不少代价。对此中方没少作解释、作工作，又是下订单，又是进行政府间会谈，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往往是你强调你的，人家施压人家的。
对外交流、宣传、沟通，要说“外语”，也就是说，要找对人，说对话，讲对口。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官对官”，即重视政府间对话，轻视做议员、民间团体、舆论和普通民众的工作，可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结构和中国不同，是“小政府、大社会”，议会等立法机构、公会等民间团体的能量和影响力相当广泛，而且在浓厚的选举文化影响下，他们往往一方面跟着基层民意转，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地影响基层民意，忽视了这些阶层，一味“对官”说话，或者虽然知道要和议员、工会等沟通，却不得其法，无法达到说服、沟通的效果，这样一来，“中国道理”在大众层面得不到充分的认识、理解和共鸣，即使上层路线走得再好，效果也不会理想。
况且，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及其官员由于经常跟中国打交道，对中国的情况和立场了解较深，而议员、工会和最基层的选民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对中国了解不多，印象不深，容易受误导和产生误解，而中国的沟通、解释等工作却是对最熟悉情况的政府层面做得最多最到位，对最不熟悉情况的议员、工会、选民等做得最少最不足，但在西方社会，政府往往必须体现选民、立法机关和民间团体的意志，如此则必然导致中国的苦心孤诣付诸东流。即如人民币汇率问题，中方不遗余力地与布什政府、尤其是保尔森财长沟通、解释，殊不知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尤其有深厚中国市场背景的保尔森何尝不明白个中关系？但他们无法不对议会、民间团体和民间的反对声浪作出反应，否则就将面临许多麻烦，而中方对这些反对声浪最高、对中国了解又最少的部门、团体和个人所作的宣传和解释，恰恰是最少、最不足的。
在对外宣传中我们往往过于注重“以我为主”，觉得自己理由充足、逻辑严谨，对方没道理不接受，殊不知各国有各国的立场和国情，你的道理人家未必觉得是道理，除非你能说得明白，让对方听得懂、听得进、心服口服。你是在跟别人打交道，希望他们接受你的见解，当然要用“外语”、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去讲，去解释，让从没到过中国的人、甚至普通家庭主妇也能理解和接受，认为你的道理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你的利益符合他们的利益衡量，惟如此，才能收到预期的沟通、交流效果，此番北美华人团体，不正在这方面给国人和有关方面上了生动的一课么？
对外沟通，“外语”很重要，因为语言是相互理解的桥梁，而理解是相互接受的基础。
众所周知的是，该决议案此番能以如此大的优势顺利通过，是和北美当地许多华人团体积极、有效的努力分不开的。世界二战亚太地区史实维护会（简称史维会）联合美国华人全国联合会大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亚太二战浩劫纪念馆筹备会等华人团体，积极联络其它亚裔社团，积极向所在区的众议员介绍史实，阐明立场，沟通想法，投票前夕，他们更发动各界，给议员们打电话、发传真，提醒各自选区的国会众议员下周一记得去投票，支持这个“维护史实、捍卫人权”的重要决议案。
其实这一努力远在此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北美各华人团体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采用各种方法介绍、宣传日本侵华史实，史维会加拿大分会自2004年以来每年资助和安排20多名加拿大高中教师赴中国考察、了解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通过这一努力，不但使这些教师成为向加拿大青少年如实介绍二战日本侵华历史的中介，而且通过他们的帮助，日本侵华史被加拿大安大略省列为高中必修课。北美华人团体还通过影响、支持甚至自筹自己拍摄，推出或协助推出了《张纯如》、《南京》等一系列揭露日军二战暴行的影片，为议案的最终通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难看出，这些北美华人团体之所以卓见成效，不但应归功于其积极投入和不懈坚持的精神，更应归功于他们懂得选择最适当的渠道、对象、形式和语言，恰到好处地宣传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取得了广泛的同情和理解，并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概括言之，就是他们懂得对谁说，说什么，怎样说。
不要小看这九个字，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反思之处。
中国国内有关方面和个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历史问题上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并积极向世界各国宣传史实，宣传中国的主张，但效果却并不总是尽如人意，甚至有时会被误解为“总是揪住历史问题不放”，在“打历史牌”，我在非洲马里时，就曾有一位相熟的当地朋友不解地问我“你们中国为什么总和日本闹别扭”。不能单纯责怪外国人不理解，不接受，他们处在完全两样的环境，对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切肤之痛既缺乏感性认识，也缺乏理性认识，而我们的对外宣传、沟通工作却是努力有余，方法不足，说出的话、写出的东西，人家或是看不懂，或是不爱看，结果自然是事倍功半。
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问题，许多现实问题同样可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经验。近来“中国制造”在全球许多地方出现了信任危机，有关方面对此着急上火，千方百计试图消除负面影响，但效果却似未如人意，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归咎于不懂得那九个字。许多相关人士在危机来临时第一反应是否认，否认无效再推脱、辩解，有关部门还会拿出诸如“大多数产品是合格的”或“按照中国标准没有问题”等来解释，殊不知国际问题要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涉及别国的事要用他们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来沟通，你只顾强调合格的99％，却忽视了当地消费者如果恰好碰上那1％，对他本人而言就是不折不扣的100％，而决不会管别人买到的是否合格；你只说中国标准检验合格，可你的东西是卖给外国人的，外国人不买帐那就是行不通。
即使更高层面的问题，同样可从此次事件中得到启示。中美之间围绕贸易逆差和汇率已争执多年，美方的重重压力让中方疲于应付，并付出了不少代价。对此中方没少作解释、作工作，又是下订单，又是进行政府间会谈，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往往是你强调你的，人家施压人家的。
对外交流、宣传、沟通，要说“外语”，也就是说，要找对人，说对话，讲对口。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官对官”，即重视政府间对话，轻视做议员、民间团体、舆论和普通民众的工作，可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结构和中国不同，是“小政府、大社会”，议会等立法机构、公会等民间团体的能量和影响力相当广泛，而且在浓厚的选举文化影响下，他们往往一方面跟着基层民意转，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地影响基层民意，忽视了这些阶层，一味“对官”说话，或者虽然知道要和议员、工会等沟通，却不得其法，无法达到说服、沟通的效果，这样一来，“中国道理”在大众层面得不到充分的认识、理解和共鸣，即使上层路线走得再好，效果也不会理想。
况且，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及其官员由于经常跟中国打交道，对中国的情况和立场了解较深，而议员、工会和最基层的选民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对中国了解不多，印象不深，容易受误导和产生误解，而中国的沟通、解释等工作却是对最熟悉情况的政府层面做得最多最到位，对最不熟悉情况的议员、工会、选民等做得最少最不足，但在西方社会，政府往往必须体现选民、立法机关和民间团体的意志，如此则必然导致中国的苦心孤诣付诸东流。即如人民币汇率问题，中方不遗余力地与布什政府、尤其是保尔森财长沟通、解释，殊不知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尤其有深厚中国市场背景的保尔森何尝不明白个中关系？但他们无法不对议会、民间团体和民间的反对声浪作出反应，否则就将面临许多麻烦，而中方对这些反对声浪最高、对中国了解又最少的部门、团体和个人所作的宣传和解释，恰恰是最少、最不足的。
在对外宣传中我们往往过于注重“以我为主”，觉得自己理由充足、逻辑严谨，对方没道理不接受，殊不知各国有各国的立场和国情，你的道理人家未必觉得是道理，除非你能说得明白，让对方听得懂、听得进、心服口服。你是在跟别人打交道，希望他们接受你的见解，当然要用“外语”、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去讲，去解释，让从没到过中国的人、甚至普通家庭主妇也能理解和接受，认为你的道理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你的利益符合他们的利益衡量，惟如此，才能收到预期的沟通、交流效果，此番北美华人团体，不正在这方面给国人和有关方面上了生动的一课么？
对外沟通，“外语”很重要，因为语言是相互理解的桥梁，而理解是相互接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