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研究生学制究竟是两年好还是三年合适，一直是许多人热烈争论的话题。认同两年制的人认为，现在研究生找工作不易，多读一年就会丧失很多机会；反对者则认为两年时间刨去一年基础课和大半年找工作、写论文，真正从事课题研究的时间相当少，恢复三年学制正当其时。
近来这一争论已不仅限于坐而论道，一方面，一些大学已开始着手恢复三年学制，理由是提高研究生毕业质量，增加课题研究时间，提高毕业生竞争力；另一方面，一些媒体援引教育部某官员的话，称“鼓励实行硕士生两年制”，理由列了两个，一是“国际惯例”，二是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硕士研究生“年限太多也没有必要”。
且不说两年、三年孰是孰非，我们先看看“国际惯例”，即国外是怎样培养硕士生的。
大多数国家的硕士生年限的确较短，两年甚至一年拿到学位的都有，但所谓“年限”却是非常有弹性的，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学分，只要修满学分，即可进行毕业设计或提交毕业论文，否则就请继续努力。因为学制如此，有些学生选择了心无旁骛潜心攻读，从而可较快完成学业；有些则选择循序渐进不急不慢，既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又可更合理地安排学习、生活、工作乃至今后的人生道路，有些人甚至学满每学期规定的最低学分便跑去工作，这样毕业时已经积累相当的工作经验。这样一来，拿到学位所需要的时间就长短不一，从一年到5、6年都不足为奇，一言以蔽之，“国际惯例”衡量一位硕士毕业生的“出厂标准”，标杆只有一个：质量。
在确保质量方面国外院校做得相当多、相当细致，中国与之相比差距极大。如导师配备，德国规定一名教授每年最多只能收3个研究生，美国为2－3人，香港则规定不得超过5人，按一些分析家计算，硕士研究生与导师比例如果超过7：1，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而中国这一比例往往达到10：1、15：1，甚至有31.38：1的惊人数据纪录。再如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美国的研究生不但有主要导师，还有一个指定的论文委员会从注册起即参与指导、培养，以便学生接受不同学术风格和观点的熏陶；英国、法国研究生虽只有一名导师，但每周研究生都至少有1次和导师面对面单独讨论的机会，有些研究生和导师共同研究课题，甚至一天见面两次之多，从选题到制订科研计划、阅读书刊，导师都对学生给予指导，反观中国，一些院校的导师“有水平的没时间，有时间的没水平”，有的研究生半年才能见到导师一面，有些导师因研究生数量过多，平均审阅一篇毕业论文的时间不过15分钟，甚至传出“导师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问自己研究生叫什么”的笑话。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两年或者三年其实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如何提高中国硕士生的质量，是更值得讨论、也更应该“与国际接轨”的方面。
两年也罢，三年也罢，只要培养出合格的硕士人才，学生学得扎实，用人单位用得顺手，就是合理的学制；反之，或者慢工不出细活，把拉长学习时限当作创收的不二法门，或者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质量低劣的“研究生产品”不负责任地匆匆推向就业市场，都是和研究生培养的宗旨背道而驰的。至于“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研究生年限太多“没有必要”的论断更值得商榷，提出这一论点的初衷也许是为了防止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只重产量、速度而罔顾质量，“多快好省”地粗制滥造大批市场看不上、用人单位用不着的“等外品”，岂不是对高等教育资源、人力资源，乃至公私资财和学子青春的更大浪费？
还可看到，作为学制改变的直接受众，在读研究生们的立场也针锋相对，但不论赞同两年或三年，他们的出发点都惊人一致：为了更好地找工作。既然如此，大家是否应该更认真地想一想，对这些对工作、前途忧心忡忡的学子，究竟什么才是应该首先认真反思的当务之急，是学制的年限，还是硕士文凭成色为何贬值、及怎样重新寻回其应有的价值？
近来这一争论已不仅限于坐而论道，一方面，一些大学已开始着手恢复三年学制，理由是提高研究生毕业质量，增加课题研究时间，提高毕业生竞争力；另一方面，一些媒体援引教育部某官员的话，称“鼓励实行硕士生两年制”，理由列了两个，一是“国际惯例”，二是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硕士研究生“年限太多也没有必要”。
且不说两年、三年孰是孰非，我们先看看“国际惯例”，即国外是怎样培养硕士生的。
大多数国家的硕士生年限的确较短，两年甚至一年拿到学位的都有，但所谓“年限”却是非常有弹性的，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学分，只要修满学分，即可进行毕业设计或提交毕业论文，否则就请继续努力。因为学制如此，有些学生选择了心无旁骛潜心攻读，从而可较快完成学业；有些则选择循序渐进不急不慢，既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又可更合理地安排学习、生活、工作乃至今后的人生道路，有些人甚至学满每学期规定的最低学分便跑去工作，这样毕业时已经积累相当的工作经验。这样一来，拿到学位所需要的时间就长短不一，从一年到5、6年都不足为奇，一言以蔽之，“国际惯例”衡量一位硕士毕业生的“出厂标准”，标杆只有一个：质量。
在确保质量方面国外院校做得相当多、相当细致，中国与之相比差距极大。如导师配备，德国规定一名教授每年最多只能收3个研究生，美国为2－3人，香港则规定不得超过5人，按一些分析家计算，硕士研究生与导师比例如果超过7：1，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而中国这一比例往往达到10：1、15：1，甚至有31.38：1的惊人数据纪录。再如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美国的研究生不但有主要导师，还有一个指定的论文委员会从注册起即参与指导、培养，以便学生接受不同学术风格和观点的熏陶；英国、法国研究生虽只有一名导师，但每周研究生都至少有1次和导师面对面单独讨论的机会，有些研究生和导师共同研究课题，甚至一天见面两次之多，从选题到制订科研计划、阅读书刊，导师都对学生给予指导，反观中国，一些院校的导师“有水平的没时间，有时间的没水平”，有的研究生半年才能见到导师一面，有些导师因研究生数量过多，平均审阅一篇毕业论文的时间不过15分钟，甚至传出“导师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问自己研究生叫什么”的笑话。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两年或者三年其实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如何提高中国硕士生的质量，是更值得讨论、也更应该“与国际接轨”的方面。
两年也罢，三年也罢，只要培养出合格的硕士人才，学生学得扎实，用人单位用得顺手，就是合理的学制；反之，或者慢工不出细活，把拉长学习时限当作创收的不二法门，或者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质量低劣的“研究生产品”不负责任地匆匆推向就业市场，都是和研究生培养的宗旨背道而驰的。至于“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研究生年限太多“没有必要”的论断更值得商榷，提出这一论点的初衷也许是为了防止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只重产量、速度而罔顾质量，“多快好省”地粗制滥造大批市场看不上、用人单位用不着的“等外品”，岂不是对高等教育资源、人力资源，乃至公私资财和学子青春的更大浪费？
还可看到，作为学制改变的直接受众，在读研究生们的立场也针锋相对，但不论赞同两年或三年，他们的出发点都惊人一致：为了更好地找工作。既然如此，大家是否应该更认真地想一想，对这些对工作、前途忧心忡忡的学子，究竟什么才是应该首先认真反思的当务之急，是学制的年限，还是硕士文凭成色为何贬值、及怎样重新寻回其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