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一停惊世界
今年2月，印尼突然宣布，将停止向境外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禽流感病毒样本。此言一出，登时令世界震惊。
近年来禽流感的流传速度、传播范围正呈逐步扩散状态，继缅甸、尼日利亚、埃及、印度等国新疫情不断传出之后，原本置身事外的英国也被波及，联合国禽流感事务协调员大卫 自2003年禽流感人感染事例首次被披露至今，全球范围内已有260余人被感染，其中160余人死亡，因染疫而死亡或被人类扑杀的各类禽鸟更多达数百万只。印尼是重疫区，禽流感人感染病例、死亡病例和存活病历都居世界首位，拥有最直接、最完整、最全面的病毒样本资源，这一资源一直是欧美制药企业和研究机构针对禽流感的特效药和疫苗研究的基础和保证，如今一旦被切断，势必严重危及全球疫情监测和疫苗研发工作，因此全球对此一片责难之声，是可以理解的。
但印尼方面对此却振振有辞，卫生部长苏帕里称，这样做合情合理，因为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拿到病毒样本后用于疫苗开发，研制出的疫苗受到专利保护而且价格昂贵，病毒提供国根本承受不起。
印尼宣称的理由是否成立？其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禽流感对人类的威胁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人类对此准备好了没有？在21世纪的今天，公共卫生是挑战全人类命运的首要问题，命运攸关的人们不能不对此投入格外的关注。
穷国灾情最重防护最差
据who数据显示，从2003年底到今年3月8日，全世界共计人感染病例277个，其中中国、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占了总数80%，而168例死亡病例中的近三分之二出现在越南和印尼，在非洲，疫情最严重的是撒哈拉以南黑非洲贫困国家；在近东和欧洲，最先遭受禽流感侵害的也是乌克兰、土耳其等经济相对滞后的国家。
由于迄今为止，禽流感病毒主要是在禽与禽、禽与人间传播，人类感染病例几乎都是直接食用病禽或与染病禽只接触所致。在发达国家，家禽从饲养到宰杀都处在严格的消毒、隔离环境，食品卫生标准和检疫控制也较严格，禽流感病毒不易扩散；而大多数贫困国家民众出于传统习惯和生活需要，往往沿用家庭散养方式，活杀家禽十分普遍，公共卫生条件和居民卫生习惯都有较大差距，因此禽流感病毒一旦侵袭就极易蔓延。加上这些国家防疫体系不完善，反应速度和技术、设备能力不足，对疫情监控不力、发现晚、发现后措施不到位，且疫情扩散后最有效的应对措施——扑杀家禽对普通养殖户而言代价巨大，政府因财政拮据难以提供必要补偿，这一切都导致禽流感疫区的“第三世界化”。
特效有药对穷国却如望梅止渴
事实上，在抗禽流感药物研究方面，人类已取得重大进展。
原本治疗普通流感的特效药达菲（克敏服）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面世，1996年，世界制药巨头瑞士罗氏制药公司不惜巨资，和美国加州生物公司共同开发出此药，并买断其20年的发展和销售专利权，并在2001年投放市场，旋即在不期而至的禽流感大潮中异军突起，大出风头，据临床证实，该药对禽流感病毒有相当显著的杀灭作用，被称为“禽流感克星”。
据《华尔街日报》等披露，达菲的主要成分是莽草酸，系从中国广西等地非常普遍、原本用作调味品的经济作物茴香（俗称八角）中提取，但提炼工艺和程序相当复杂，其中一道关键程序更是高度机密，为罗氏独家严格掌控。
根据who的建议，在疫情高发地区，特效药的储备必须至少达到满足该疫区总人口1/4的需要，才能有效控制疫情。因为根据历次大疫数据统计，大规模传染病通常都有两次大爆发，其中第二次是扩散的主因，也是危害最大、造成死亡最多的，控制二次爆发的关键，即在于当首次疫情爆发后，能最及时、最全面地将足够药物投放到感染者手中，迅速控制病情，把疫情扼杀在萌芽阶段，而首次疫情的感染率一般都在15％－20％间。
由此可见，对付疫情大爆发，两点最关键：药厂有足够的应急生产能力；疫区有充分的财力购买储存，并有足够的能力确保及时、全面投放。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罗氏公司一家的产量尚无法满足现有疫情治疗的需要，更难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大规模扩散：法国热带病学研究院主任米歇尔.卡里援引统计学家的报告称，全球流感类传染病平均33年大爆发一次，20世纪分别为1918、1957、1988年，照此推算，新一轮疫情迫在眉睫，而且极可能由禽流感引发。虽然6年来达菲产量已增加230％，但远跟不上疫情发展和各国药物储备的需求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曾规定，当某一流行病威胁某地区时，受威胁国家有权在未获专利权许可的前提下自行生产代用药，泰国、印度等禽流感重疫国家，甚至美国等国某些企业都试图援引此项条款，逼迫罗氏开放专利权转让。
然而罗氏对达菲前期投入巨资，如今正进入盈利的高峰，2005年销售额高达7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263％，2006年更超过10亿美元，而2001年仅为7600万，可以说，21世纪罗氏在世界制药领域的崛起，达菲当记头功，没有达菲的巨额收益，这个位于瑞士巴塞尔小城的制药企业难以持续投入巨资于他们所最关注的抗癌药物研制中，也难以维持企业扩张和发展的后劲。正因如此，他们不顾世界舆论“草菅人命”的指责和巨大舆论、道德压力，一直垄断关键专利不撒手。
在舆论压力面前，他们承诺“一旦疫情大规模爆发将迅速提高产量8－10倍”；面对要求下放代用药生产许可的呼声，他们以加速企业扩张和增加分厂数量应对。他们尽管也进行了某种程度有限的授权生产，尽管某些获得授权生产的企业，如上海制药厂和深圳东阳光药业公司等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此问题上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但正如罗氏公关部发言人自己所声称的，这类授权的权限“包含药品储备量、药品的特性、鉴别方法、何时适用，但绝不包括专利”。
如前所述，控制大规模疫情的关键一是数量足够，二是投放及时，罗氏虽然宣称产能在不断扩大，但穷一家企业之力，势必决不可能满足全球疫情所需，而直到“疫情大规模爆发”才“迅速”提高产能即使并非托辞，也已丧失了控制疫情最有力的时机，将难以遏止杀伤力最大的二次爆发。因此，唯一有效的措施只能是，容许当地企业自行生产。
但利润当前，罗氏决不肯放口：一粒达菲售价高达30元人民币，是普通抗流感药物的近20倍，而有限授权生产后的“国产达菲”售价即下降将近一半，可见垄断的暴利是何等惊人。高昂的价格，加上数量惊人的储备需要，使得“禽流感克星”自面世以来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误区：一方面疫情高发地区集中在穷国，另一方面达菲的销售市场却主要位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仅有的几个达到“1/4储备”标准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都是疫情并不严重的发达国家，英国甚至在尚无一例人类病例的2006年即完成储备，而重疫穷国则只能望克星而兴叹。
2005年底who专家曾预测，2006－2008年，全球应至少投入15亿美元，才能有效应对可能的禽流感、流感大爆发，而且如世界银行副总裁詹姆斯.亚当斯所言，其中不包括“达菲”储备费用，因为who和达菲的谈判十分艰难，成本难以预估。两个组织鉴于疫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多投入，但一年多下来收效寥寥。而罗氏总裁胡摩尔所宣称的“一旦疫情爆发将立即无偿捐助300万盒达菲”的表态，则更被普遍认为不仅杯水车薪而且缓不应急，有搪塞舆论压力之嫌。
有病没有药，有药买不起，饱受禽流感困扰的穷国抱怨多多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们更无法接受的是，发达国家利用他们提供的病毒样本和病例资料开发新药牟取暴利，到头来他们却无法获得这些药物，疫情未到时，富国发财，穷国受困；疫情爆发时，富国平安，穷国死亡，这无论如何是不公平的。
其它富人的反应：各扫门前雪与趁机捞一把
值得注意的是，在压迫罗氏出让专利权方面，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及其相关组织、企业普遍站在了穷国一边，但他们的目的耐人寻味。
对于罗氏的独家垄断和高额利润，这些企业垂涎已久，急欲分一杯羹，他们知道，一旦专利放开，疫区穷国技术和产能毕竟有限，连自身需要都难以保证，更无力竞争国际份额，他们却可乘势利便，大捞一把。无如罗氏态度强硬，不理不睬，让他们徒呼奈何。
他们的另一种对策是另辟蹊径，开发预防性的疫苗。疫苗是预防药物，即使不是患者也可能注射，一旦普及，销售量和利润更为惊人。印尼的“停供”事件，背后就有这些公司的影子：2月7日印尼卫生部长宣布与美国百特医疗用品公司达成“联合开发人用禽流感疫苗”谅解备忘录，而“停供”的决定几乎同时出台，细看备忘录条文就能看出端倪，所谓“联合开发”，实质是印尼有偿提供病毒样本，百特独家研发并“提供专门技术生产”，通俗地说就是，印尼把病毒样本贱卖给百特，换取对方给自己供货打折。
另一些富国采取了各扫门前雪的政策。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达到“1/4标准”，法国决定给4000万国民打预防针，澳大利亚干脆宣布，将给全体国民人人注射防禽流感疫苗，并力图用这种自筑堡垒式的防御态势，拒禽流感病毒于国门之外。正如法国里昂病毒中心主任里纳所指出的，这样的趋势倘任其蔓延，极可能导致医学界最担心的结果，即自天花灭绝后，“富国在流行病防治问题上再次凭借自身财力享受凌驾于穷国的特权”。
“制药更需无保留地全球一体化”
医学专家普遍预测，禽流感病毒发生变异、由禽－禽、禽－人传播过渡到人类交叉传染，只是时间问题。一旦这一天真的到来，罗氏的专利壁垒、发达国家的金钱壁垒，都将在无孔不入的变异病毒面前千疮百孔、轰然倒地。
普遍注射疫苗其实并不明智：对于疫区而言，已感染而痊愈的人群早已获得免疫，注射是一种浪费；而没有感染病毒的发达国家民众滥用疫苗和达菲，反倒促使病毒更早产生对这些药物的抗体，一旦疫情爆发，克星反倒很可能不再有效。目前这种危险已在变成现实：在英国甚至埃及，去年底今年初，都已发现达菲效力减弱的迹象。
罗氏公司必须在公司利润和社会道德间寻得合理的平衡点，如果任目前的情况继续，其公司形象将受到极大损害，并必将最终危及利润。
穷国也应避免意气用事：药物开发最终是对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有利的事，而穷国本身的确缺乏研发能力，停止提供病毒样本只能让问题更难解决，而变相贱卖的结果只能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用一种垄断取代另一种垄断。
禽流感的扩散还在蔓延，疫情的压力一天比一天严重，日前，印度、泰国甚至越南等国都宣布开发出替代药，中国互联网上更曾出现过兜售五花八门“防禽流感药物”的广告，从口罩到羽绒服，不一而足，广西等四个茴香出口大省更曾出现茴香购销狂潮。正如罗氏发言人指出，禽流感药物的开发是技术含量很高的项目，并非靠“土法上马”所能应付。人命关天，慎重是必须的，但如此众多真真假假“替代品”的走俏一时，恰恰说明了全球、尤其穷国对“禽流感克星”的极度渴求，也同样说明目前的现状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正如许多医学专家所指出的，“制药更需无保留地全球一体化”，惟如此，方能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的发展和蔓延，维护每个地球公民的身体健康，对禽流感，对其它可能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无不如此。
今年2月，印尼突然宣布，将停止向境外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禽流感病毒样本。此言一出，登时令世界震惊。
近年来禽流感的流传速度、传播范围正呈逐步扩散状态，继缅甸、尼日利亚、埃及、印度等国新疫情不断传出之后，原本置身事外的英国也被波及，联合国禽流感事务协调员大卫 自2003年禽流感人感染事例首次被披露至今，全球范围内已有260余人被感染，其中160余人死亡，因染疫而死亡或被人类扑杀的各类禽鸟更多达数百万只。印尼是重疫区，禽流感人感染病例、死亡病例和存活病历都居世界首位，拥有最直接、最完整、最全面的病毒样本资源，这一资源一直是欧美制药企业和研究机构针对禽流感的特效药和疫苗研究的基础和保证，如今一旦被切断，势必严重危及全球疫情监测和疫苗研发工作，因此全球对此一片责难之声，是可以理解的。
但印尼方面对此却振振有辞，卫生部长苏帕里称，这样做合情合理，因为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拿到病毒样本后用于疫苗开发，研制出的疫苗受到专利保护而且价格昂贵，病毒提供国根本承受不起。
印尼宣称的理由是否成立？其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禽流感对人类的威胁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人类对此准备好了没有？在21世纪的今天，公共卫生是挑战全人类命运的首要问题，命运攸关的人们不能不对此投入格外的关注。
穷国灾情最重防护最差
据who数据显示，从2003年底到今年3月8日，全世界共计人感染病例277个，其中中国、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占了总数80%，而168例死亡病例中的近三分之二出现在越南和印尼，在非洲，疫情最严重的是撒哈拉以南黑非洲贫困国家；在近东和欧洲，最先遭受禽流感侵害的也是乌克兰、土耳其等经济相对滞后的国家。
由于迄今为止，禽流感病毒主要是在禽与禽、禽与人间传播，人类感染病例几乎都是直接食用病禽或与染病禽只接触所致。在发达国家，家禽从饲养到宰杀都处在严格的消毒、隔离环境，食品卫生标准和检疫控制也较严格，禽流感病毒不易扩散；而大多数贫困国家民众出于传统习惯和生活需要，往往沿用家庭散养方式，活杀家禽十分普遍，公共卫生条件和居民卫生习惯都有较大差距，因此禽流感病毒一旦侵袭就极易蔓延。加上这些国家防疫体系不完善，反应速度和技术、设备能力不足，对疫情监控不力、发现晚、发现后措施不到位，且疫情扩散后最有效的应对措施——扑杀家禽对普通养殖户而言代价巨大，政府因财政拮据难以提供必要补偿，这一切都导致禽流感疫区的“第三世界化”。
特效有药对穷国却如望梅止渴
事实上，在抗禽流感药物研究方面，人类已取得重大进展。
原本治疗普通流感的特效药达菲（克敏服）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面世，1996年，世界制药巨头瑞士罗氏制药公司不惜巨资，和美国加州生物公司共同开发出此药，并买断其20年的发展和销售专利权，并在2001年投放市场，旋即在不期而至的禽流感大潮中异军突起，大出风头，据临床证实，该药对禽流感病毒有相当显著的杀灭作用，被称为“禽流感克星”。
据《华尔街日报》等披露，达菲的主要成分是莽草酸，系从中国广西等地非常普遍、原本用作调味品的经济作物茴香（俗称八角）中提取，但提炼工艺和程序相当复杂，其中一道关键程序更是高度机密，为罗氏独家严格掌控。
根据who的建议，在疫情高发地区，特效药的储备必须至少达到满足该疫区总人口1/4的需要，才能有效控制疫情。因为根据历次大疫数据统计，大规模传染病通常都有两次大爆发，其中第二次是扩散的主因，也是危害最大、造成死亡最多的，控制二次爆发的关键，即在于当首次疫情爆发后，能最及时、最全面地将足够药物投放到感染者手中，迅速控制病情，把疫情扼杀在萌芽阶段，而首次疫情的感染率一般都在15％－20％间。
由此可见，对付疫情大爆发，两点最关键：药厂有足够的应急生产能力；疫区有充分的财力购买储存，并有足够的能力确保及时、全面投放。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罗氏公司一家的产量尚无法满足现有疫情治疗的需要，更难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大规模扩散：法国热带病学研究院主任米歇尔.卡里援引统计学家的报告称，全球流感类传染病平均33年大爆发一次，20世纪分别为1918、1957、1988年，照此推算，新一轮疫情迫在眉睫，而且极可能由禽流感引发。虽然6年来达菲产量已增加230％，但远跟不上疫情发展和各国药物储备的需求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曾规定，当某一流行病威胁某地区时，受威胁国家有权在未获专利权许可的前提下自行生产代用药，泰国、印度等禽流感重疫国家，甚至美国等国某些企业都试图援引此项条款，逼迫罗氏开放专利权转让。
然而罗氏对达菲前期投入巨资，如今正进入盈利的高峰，2005年销售额高达7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263％，2006年更超过10亿美元，而2001年仅为7600万，可以说，21世纪罗氏在世界制药领域的崛起，达菲当记头功，没有达菲的巨额收益，这个位于瑞士巴塞尔小城的制药企业难以持续投入巨资于他们所最关注的抗癌药物研制中，也难以维持企业扩张和发展的后劲。正因如此，他们不顾世界舆论“草菅人命”的指责和巨大舆论、道德压力，一直垄断关键专利不撒手。
在舆论压力面前，他们承诺“一旦疫情大规模爆发将迅速提高产量8－10倍”；面对要求下放代用药生产许可的呼声，他们以加速企业扩张和增加分厂数量应对。他们尽管也进行了某种程度有限的授权生产，尽管某些获得授权生产的企业，如上海制药厂和深圳东阳光药业公司等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此问题上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但正如罗氏公关部发言人自己所声称的，这类授权的权限“包含药品储备量、药品的特性、鉴别方法、何时适用，但绝不包括专利”。
如前所述，控制大规模疫情的关键一是数量足够，二是投放及时，罗氏虽然宣称产能在不断扩大，但穷一家企业之力，势必决不可能满足全球疫情所需，而直到“疫情大规模爆发”才“迅速”提高产能即使并非托辞，也已丧失了控制疫情最有力的时机，将难以遏止杀伤力最大的二次爆发。因此，唯一有效的措施只能是，容许当地企业自行生产。
但利润当前，罗氏决不肯放口：一粒达菲售价高达30元人民币，是普通抗流感药物的近20倍，而有限授权生产后的“国产达菲”售价即下降将近一半，可见垄断的暴利是何等惊人。高昂的价格，加上数量惊人的储备需要，使得“禽流感克星”自面世以来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误区：一方面疫情高发地区集中在穷国，另一方面达菲的销售市场却主要位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仅有的几个达到“1/4储备”标准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都是疫情并不严重的发达国家，英国甚至在尚无一例人类病例的2006年即完成储备，而重疫穷国则只能望克星而兴叹。
2005年底who专家曾预测，2006－2008年，全球应至少投入15亿美元，才能有效应对可能的禽流感、流感大爆发，而且如世界银行副总裁詹姆斯.亚当斯所言，其中不包括“达菲”储备费用，因为who和达菲的谈判十分艰难，成本难以预估。两个组织鉴于疫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多投入，但一年多下来收效寥寥。而罗氏总裁胡摩尔所宣称的“一旦疫情爆发将立即无偿捐助300万盒达菲”的表态，则更被普遍认为不仅杯水车薪而且缓不应急，有搪塞舆论压力之嫌。
有病没有药，有药买不起，饱受禽流感困扰的穷国抱怨多多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们更无法接受的是，发达国家利用他们提供的病毒样本和病例资料开发新药牟取暴利，到头来他们却无法获得这些药物，疫情未到时，富国发财，穷国受困；疫情爆发时，富国平安，穷国死亡，这无论如何是不公平的。
其它富人的反应：各扫门前雪与趁机捞一把
值得注意的是，在压迫罗氏出让专利权方面，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及其相关组织、企业普遍站在了穷国一边，但他们的目的耐人寻味。
对于罗氏的独家垄断和高额利润，这些企业垂涎已久，急欲分一杯羹，他们知道，一旦专利放开，疫区穷国技术和产能毕竟有限，连自身需要都难以保证，更无力竞争国际份额，他们却可乘势利便，大捞一把。无如罗氏态度强硬，不理不睬，让他们徒呼奈何。
他们的另一种对策是另辟蹊径，开发预防性的疫苗。疫苗是预防药物，即使不是患者也可能注射，一旦普及，销售量和利润更为惊人。印尼的“停供”事件，背后就有这些公司的影子：2月7日印尼卫生部长宣布与美国百特医疗用品公司达成“联合开发人用禽流感疫苗”谅解备忘录，而“停供”的决定几乎同时出台，细看备忘录条文就能看出端倪，所谓“联合开发”，实质是印尼有偿提供病毒样本，百特独家研发并“提供专门技术生产”，通俗地说就是，印尼把病毒样本贱卖给百特，换取对方给自己供货打折。
另一些富国采取了各扫门前雪的政策。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达到“1/4标准”，法国决定给4000万国民打预防针，澳大利亚干脆宣布，将给全体国民人人注射防禽流感疫苗，并力图用这种自筑堡垒式的防御态势，拒禽流感病毒于国门之外。正如法国里昂病毒中心主任里纳所指出的，这样的趋势倘任其蔓延，极可能导致医学界最担心的结果，即自天花灭绝后，“富国在流行病防治问题上再次凭借自身财力享受凌驾于穷国的特权”。
“制药更需无保留地全球一体化”
医学专家普遍预测，禽流感病毒发生变异、由禽－禽、禽－人传播过渡到人类交叉传染，只是时间问题。一旦这一天真的到来，罗氏的专利壁垒、发达国家的金钱壁垒，都将在无孔不入的变异病毒面前千疮百孔、轰然倒地。
普遍注射疫苗其实并不明智：对于疫区而言，已感染而痊愈的人群早已获得免疫，注射是一种浪费；而没有感染病毒的发达国家民众滥用疫苗和达菲，反倒促使病毒更早产生对这些药物的抗体，一旦疫情爆发，克星反倒很可能不再有效。目前这种危险已在变成现实：在英国甚至埃及，去年底今年初，都已发现达菲效力减弱的迹象。
罗氏公司必须在公司利润和社会道德间寻得合理的平衡点，如果任目前的情况继续，其公司形象将受到极大损害，并必将最终危及利润。
穷国也应避免意气用事：药物开发最终是对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有利的事，而穷国本身的确缺乏研发能力，停止提供病毒样本只能让问题更难解决，而变相贱卖的结果只能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用一种垄断取代另一种垄断。
禽流感的扩散还在蔓延，疫情的压力一天比一天严重，日前，印度、泰国甚至越南等国都宣布开发出替代药，中国互联网上更曾出现过兜售五花八门“防禽流感药物”的广告，从口罩到羽绒服，不一而足，广西等四个茴香出口大省更曾出现茴香购销狂潮。正如罗氏发言人指出，禽流感药物的开发是技术含量很高的项目，并非靠“土法上马”所能应付。人命关天，慎重是必须的，但如此众多真真假假“替代品”的走俏一时，恰恰说明了全球、尤其穷国对“禽流感克星”的极度渴求，也同样说明目前的现状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正如许多医学专家所指出的，“制药更需无保留地全球一体化”，惟如此，方能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的发展和蔓延，维护每个地球公民的身体健康，对禽流感，对其它可能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