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讲坛到签名售书，“于丹版论语”、“于丹版庄子”的热潮在席卷全国数月后似乎略显顿挫，不同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地传出，继签名售书会上有人“闹场”后，近日又传出所谓十博士抵制于丹的新闻，一时间，批评于丹现象仿佛跟于丹现象本身一样迅速成为热点，大有并驾齐驱之势。
于丹及她的“现象”，是否该批评？完全应该。
和其他一些“国学明星”一样，她常自觉不自觉地用主观意见置换传统典籍中固有的东西，用自己见解替代了传统真实。如她在讲解《论语》中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时，将“信”解释为信仰，从而把原本孔子对君主的要求“必须取信于民”，变成了对老百姓的要求“必须有崇高的信仰”；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解释为“你在什么位置上，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而孔子本意却是“不处于相当的位置，就无法处理相应的事务”；将“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的“事”理解为“有事没事”，把整个句子理解为“有事没事在国君和朋友面前转悠，就会招惹他们的反感”，实则“事”是“伺候”之意，整句也应解释为“伺候君王太久，跟朋友交往太频繁，都可能自讨没趣”。她讲座、书籍主旨是“心得”但心得是对《论语》本意的阐发，本意就错了，心得自更离题万里。
倘仅是误读，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原本无足深较，但有些明显有问题的解读却很难相信仅是认知问题。如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并声称当时“小人”的意思应该就是小孩子，但同样是她，却在同一本论语将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小人难事而易说也”等多处中“小人”解释为公认定义，这不能不让人觉得，她的学风是先结论、后例证，且对待国学、传统和典籍，采用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不当态度。
如果她能坦白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她个人的观点，而不是经典本意，即使再多错讹也是一家直言，无可厚非，但现实却是打着普及国学的旗号夹带私货，误导文化消费者，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了。至于某些辩护者强调她语言生动、态度积极，则更不值一驳：如果立论本身有问题，上面这些只会让谬种流传得更远。事实上她这些“国学读物”，只是沾了些传统、国学酱油的“国学快餐”，这些快餐和传统典籍之间的共同点，决不会比海鲜方便面和海鲜大餐的共同点更多。
既如此，为何说“批于丹不如先批自己”？
必须看到，不管于丹的观点有多少问题，但销售量是真的，消费者对国学、对传统、对经典的热情也是真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于开始追求精神富足，开始更多地对传统、对国学、对古代经典流露出兴趣和爱好，这些全都是真实的。
大众需要亲近国学，亲近典籍和传统，但需要的是好懂、有趣、生动、准确的音像、书刊和讲解，时代在进步，观念在发展，以前死记硬背的私塾式、填鸭式教育很难行得通，让每个普通人成为训诂大师，同样罔顾现实。
这正是民间对传统文化普及的需要，几十年来，从钱穆先生、林汉达、曹如章先生到蔡志忠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并努力满足这类需要，但他们人数和作品均有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于丹的走红毫不足怪：大众需要看得懂的“国学”，而于丹恰好提供了这些。
我们看到，许多饱学者不愿、不屑或不懂得用大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向他们推广，和他们交流，这一点恰是于丹等人的强项：你说的话再正确，人家听不懂、不爱听，又有什么用处？一些学者批评于丹《论语心得》的文字，有的甚至比论语原文还难理解，这样的批评，又怎么能深入人心？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传统文化普及都是和科学普及同等重要、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科普不力的结果必然导致伪科学、邪教和迷信的泛滥，传统文化普及不力，则必将导致传统文化瑰宝的流失，和被媒体炒作、行家包装的“国学快餐”大行其道。
以于丹为代表的明星学者及其国学快餐的走红热销，根源正在于人们对传统文化普及重视不够，投入不力，成果不多，他们的市场和拥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者自己拱手让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于丹的确不如先批评自己：你在指责人家的“假国学”充斥市场同时，是否为“真国学”的普及推广、正本清源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别的不说，即以这次发起“抵制于丹”的十博士而言，他们中的某些位，不就曾长衫过闹市、宣扬过“惟上智与下不移”的所谓“精英文化”么？
在传统文化普及切实作出成绩之前，针对个别人、个别现象的抵制、批评、抨击都很难如愿达到效果：大众需要如此，市场缺失如此，除非优质国学普及产品真正大规模面市，否则就难以避免传统文化市场五花八门替代货的热销和盛行，不管这些货的货主是于丹，还是别的什么人。
于丹及她的“现象”，是否该批评？完全应该。
和其他一些“国学明星”一样，她常自觉不自觉地用主观意见置换传统典籍中固有的东西，用自己见解替代了传统真实。如她在讲解《论语》中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时，将“信”解释为信仰，从而把原本孔子对君主的要求“必须取信于民”，变成了对老百姓的要求“必须有崇高的信仰”；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解释为“你在什么位置上，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而孔子本意却是“不处于相当的位置，就无法处理相应的事务”；将“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的“事”理解为“有事没事”，把整个句子理解为“有事没事在国君和朋友面前转悠，就会招惹他们的反感”，实则“事”是“伺候”之意，整句也应解释为“伺候君王太久，跟朋友交往太频繁，都可能自讨没趣”。她讲座、书籍主旨是“心得”但心得是对《论语》本意的阐发，本意就错了，心得自更离题万里。
倘仅是误读，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原本无足深较，但有些明显有问题的解读却很难相信仅是认知问题。如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并声称当时“小人”的意思应该就是小孩子，但同样是她，却在同一本论语将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小人难事而易说也”等多处中“小人”解释为公认定义，这不能不让人觉得，她的学风是先结论、后例证，且对待国学、传统和典籍，采用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不当态度。
如果她能坦白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她个人的观点，而不是经典本意，即使再多错讹也是一家直言，无可厚非，但现实却是打着普及国学的旗号夹带私货，误导文化消费者，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了。至于某些辩护者强调她语言生动、态度积极，则更不值一驳：如果立论本身有问题，上面这些只会让谬种流传得更远。事实上她这些“国学读物”，只是沾了些传统、国学酱油的“国学快餐”，这些快餐和传统典籍之间的共同点，决不会比海鲜方便面和海鲜大餐的共同点更多。
既如此，为何说“批于丹不如先批自己”？
必须看到，不管于丹的观点有多少问题，但销售量是真的，消费者对国学、对传统、对经典的热情也是真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于开始追求精神富足，开始更多地对传统、对国学、对古代经典流露出兴趣和爱好，这些全都是真实的。
大众需要亲近国学，亲近典籍和传统，但需要的是好懂、有趣、生动、准确的音像、书刊和讲解，时代在进步，观念在发展，以前死记硬背的私塾式、填鸭式教育很难行得通，让每个普通人成为训诂大师，同样罔顾现实。
这正是民间对传统文化普及的需要，几十年来，从钱穆先生、林汉达、曹如章先生到蔡志忠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并努力满足这类需要，但他们人数和作品均有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于丹的走红毫不足怪：大众需要看得懂的“国学”，而于丹恰好提供了这些。
我们看到，许多饱学者不愿、不屑或不懂得用大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向他们推广，和他们交流，这一点恰是于丹等人的强项：你说的话再正确，人家听不懂、不爱听，又有什么用处？一些学者批评于丹《论语心得》的文字，有的甚至比论语原文还难理解，这样的批评，又怎么能深入人心？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传统文化普及都是和科学普及同等重要、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科普不力的结果必然导致伪科学、邪教和迷信的泛滥，传统文化普及不力，则必将导致传统文化瑰宝的流失，和被媒体炒作、行家包装的“国学快餐”大行其道。
以于丹为代表的明星学者及其国学快餐的走红热销，根源正在于人们对传统文化普及重视不够，投入不力，成果不多，他们的市场和拥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者自己拱手让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于丹的确不如先批评自己：你在指责人家的“假国学”充斥市场同时，是否为“真国学”的普及推广、正本清源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别的不说，即以这次发起“抵制于丹”的十博士而言，他们中的某些位，不就曾长衫过闹市、宣扬过“惟上智与下不移”的所谓“精英文化”么？
在传统文化普及切实作出成绩之前，针对个别人、个别现象的抵制、批评、抨击都很难如愿达到效果：大众需要如此，市场缺失如此，除非优质国学普及产品真正大规模面市，否则就难以避免传统文化市场五花八门替代货的热销和盛行，不管这些货的货主是于丹，还是别的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