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学说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本土，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400多年前，孔子学说的影响力已波及欧美各国。
传教士的有心利用成为开源之渠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抵华，虽然他们费尽心力，甚至不惜将自己改作僧侣装束，以吸引中国教徒，但全都收效甚微。利玛窦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
然而当时欧洲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与强烈反响，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虽然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口中的其实仅《论语》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异同的西方读者将之笼统地成为“孔学”，并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译）命名。
因为孔学西渐萌于传教士，因此最初的儒学著作译本许多都是拉丁文的。
孔学推动了西方启蒙运动
为避免尊孔被理解为崇拜偶像，耶稣会教士竭力将孔孟之道解释为“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并对其中的“无神论倾向”做了批判，这虽然是个并无太多恶意的曲解，但正是这个曲解，让孔学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
由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思想灵感枯竭的深渊，“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从东方突然传来，令渴望摆脱狭隘精神束缚的欧洲思想界眼界大开，欢呼不已。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主张用纯粹的“哲学宗教”来取代，孔学的输入让他兴奋地高呼，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du理性和自然的教条”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儒家的主张和信条，中国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体制和道德架构，甚至雍正的闭关锁国，都是合理的，应该的，他认为“我们法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孔子。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本书的价值就超过希腊哲学七贤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他甚至积极努力，竟成功鼓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行了儒家主张的“籍田礼”，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孔学同样迅速传播，英国早在1691年就将《论语》由拉丁文转译为英文；在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
另一位德国人、数学家沃尔夫更推崇孔子，认为中国“靠着治国之术（孔学）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和使用拉丁文的莱布尼茨不同，他直接使用德语在各大学巡回演讲，影响更大。
有趣的是，孔夫子同样引起王室的兴趣，早在1688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派张诚、白晋等五名教士访华，这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的博学之士，在中国期间，他们积极学习、搜集中国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并参与清廷多项重要活动，张诚甚至8次陪同康熙巡视蒙古，并担任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翻译，他们通过书信和回国陈述，更系统、更准确地介绍了儒学及其治国理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儒学的“忠君思想”被主张大一统的路易十四大力推广，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也被一些王室采纳或考虑。
应该说，王室和启蒙主义者各看到了孔子思想和儒学的一角，两个“孔夫子”斗争的结果，是代表民意的启蒙主义者大获全胜，这种被善意误会了的孔学，也因此成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甚至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
同样有黑暗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孔学的传播，不同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一种声音来自天主教本身。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的政策在耶稣会中本有争议，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目的是把孔学打成异端。其代表人物利安当（黎玉范）于1643年向教廷提出17项指责，将孔学贬为异端，尊孔称为偶像崇拜，要求教廷下令禁绝，他甚至喊出“我们到这儿（中国）是要传播福音，不是来做孔子门徒”的口号，使争论白热化。在这些声音的挑唆和压力下，教廷几经反复，终于在1704年11月20日，由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此举非但激怒康熙，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被禁，也同样成为宗教势力围剿欧洲孔学的冲锋号。
在这种压力下，许多保守派人士开始以“亵du上帝”的名目反击儒学宣传。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就侮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死者的对话》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172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然而当时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来自教廷的指责反倒激发了各界对孔学的更大兴趣，沃尔夫在遭打压后非但未销声匿迹反倒名利双收，就是明证。
另一种声音则来自对孔学的理性思辨。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一方面称赞儒学重视道德、重视农业、崇尚礼教，一方面指出，其片面忠君思想将导致君主专权，并剥夺“人民的荣誉感”；对近代科学持怀疑态度的卢梭则认为，孔学使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而这种发达恰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和教廷出于宗教偏见的攻击不同，这些声音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虽然这种思考并非建立在对孔学的深入了解上，但这种思潮的出现，体现了欧洲人开始从盲从中清醒，开始重新架构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大革命、思想解放和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突飞猛进，原先对中国的羡慕和景仰，也渐渐被轻蔑所代替，孔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逐渐式微。
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黑格尔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些学者影响力大，知名度高，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孔学“一棍子打死”，使孔学一度在西方陷入黑暗期。
到了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的时代，满清的腐朽、中**队的脆弱让孔学的形象更加黯淡，于是出现了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更彻头彻尾全面否定孔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西方思潮。
如凤凰般重生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西方工业化、殖民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社会，负面因素逐渐抬头，人们对道德、思想的反思重趋活跃，寂寞已久的孔夫子又渐渐得到西方人士的重视和肯定。
最早积极引进孔学的法国，法兰西学院一直未放松对孔夫子及孔学思想的研究，孔学研究群众基础和社会土壤最好，复苏也最快，“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子不语力乱怪神”等格言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子曰”也成了挂在知识分子嘴边的口头禅；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曾长期在中国传教，并和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交往密切，回国后倾数十年功力，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并因此成了牛津大学第一任汉语教授。他的翻译体例严谨，是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过时。在他之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翟林奈父子除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儒家及其竞争者》。荷兰物理学家玻尔也对孔学和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尤其对周易兴味盎然，据他称，周易的哲学思想对他的科学研究起到极大启发作用，当战后荷兰王室授予他爵位时，他便将周易上的太极图作为自己正式徽章的主题。
早期美国人对孔学并不重视，但战后却达到较高水准，克里尔（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反思了孔学在欧洲大起大落背后的原因，认为“孔子有真理”，但孔学、儒学、理学有很多流派，不能混为一谈，并说“孔子若在世，是不会接受宋明理学的”，使西方孔子研究达到一个新阶段；哲学家芬格莱特则写了《孔子.即凡而圣》，着重研究孔子的人文思想。南乐山则提出了孔学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问题，主张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随着工业社会向讯息社会转化的“第三次浪潮”在西方的兴起，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迫使西方人把更多目光投向东方，投向孔学。属于传统东方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让他们对孔夫子产生浓厚兴趣。许多欧美媒体开始讨论用儒家学说部分修正和改造现有社会模式的可行性，并认为一旦成功，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效应；更多人士开始谈论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并尝试将儒学精髓融入行政学、管理学、企业经营学等现代学科和社会、经济实践中。
如果说当初，曾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中国人思想、压抑中国社会发展的儒学，却极大促进了西欧的思想解放，是出于对孔夫子的不了解甚至误解，那么今天欧美对孔子、孔学的兴趣，则更多建立在理性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传教士的有心利用成为开源之渠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抵华，虽然他们费尽心力，甚至不惜将自己改作僧侣装束，以吸引中国教徒，但全都收效甚微。利玛窦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
然而当时欧洲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与强烈反响，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虽然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口中的其实仅《论语》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异同的西方读者将之笼统地成为“孔学”，并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译）命名。
因为孔学西渐萌于传教士，因此最初的儒学著作译本许多都是拉丁文的。
孔学推动了西方启蒙运动
为避免尊孔被理解为崇拜偶像，耶稣会教士竭力将孔孟之道解释为“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并对其中的“无神论倾向”做了批判，这虽然是个并无太多恶意的曲解，但正是这个曲解，让孔学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
由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思想灵感枯竭的深渊，“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从东方突然传来，令渴望摆脱狭隘精神束缚的欧洲思想界眼界大开，欢呼不已。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主张用纯粹的“哲学宗教”来取代，孔学的输入让他兴奋地高呼，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du理性和自然的教条”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儒家的主张和信条，中国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体制和道德架构，甚至雍正的闭关锁国，都是合理的，应该的，他认为“我们法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孔子。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本书的价值就超过希腊哲学七贤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他甚至积极努力，竟成功鼓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行了儒家主张的“籍田礼”，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孔学同样迅速传播，英国早在1691年就将《论语》由拉丁文转译为英文；在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
另一位德国人、数学家沃尔夫更推崇孔子，认为中国“靠着治国之术（孔学）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和使用拉丁文的莱布尼茨不同，他直接使用德语在各大学巡回演讲，影响更大。
有趣的是，孔夫子同样引起王室的兴趣，早在1688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派张诚、白晋等五名教士访华，这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的博学之士，在中国期间，他们积极学习、搜集中国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并参与清廷多项重要活动，张诚甚至8次陪同康熙巡视蒙古，并担任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翻译，他们通过书信和回国陈述，更系统、更准确地介绍了儒学及其治国理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儒学的“忠君思想”被主张大一统的路易十四大力推广，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也被一些王室采纳或考虑。
应该说，王室和启蒙主义者各看到了孔子思想和儒学的一角，两个“孔夫子”斗争的结果，是代表民意的启蒙主义者大获全胜，这种被善意误会了的孔学，也因此成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甚至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
同样有黑暗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孔学的传播，不同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一种声音来自天主教本身。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的政策在耶稣会中本有争议，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目的是把孔学打成异端。其代表人物利安当（黎玉范）于1643年向教廷提出17项指责，将孔学贬为异端，尊孔称为偶像崇拜，要求教廷下令禁绝，他甚至喊出“我们到这儿（中国）是要传播福音，不是来做孔子门徒”的口号，使争论白热化。在这些声音的挑唆和压力下，教廷几经反复，终于在1704年11月20日，由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此举非但激怒康熙，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被禁，也同样成为宗教势力围剿欧洲孔学的冲锋号。
在这种压力下，许多保守派人士开始以“亵du上帝”的名目反击儒学宣传。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就侮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死者的对话》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172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然而当时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来自教廷的指责反倒激发了各界对孔学的更大兴趣，沃尔夫在遭打压后非但未销声匿迹反倒名利双收，就是明证。
另一种声音则来自对孔学的理性思辨。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一方面称赞儒学重视道德、重视农业、崇尚礼教，一方面指出，其片面忠君思想将导致君主专权，并剥夺“人民的荣誉感”；对近代科学持怀疑态度的卢梭则认为，孔学使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而这种发达恰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和教廷出于宗教偏见的攻击不同，这些声音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虽然这种思考并非建立在对孔学的深入了解上，但这种思潮的出现，体现了欧洲人开始从盲从中清醒，开始重新架构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大革命、思想解放和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突飞猛进，原先对中国的羡慕和景仰，也渐渐被轻蔑所代替，孔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逐渐式微。
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黑格尔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些学者影响力大，知名度高，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孔学“一棍子打死”，使孔学一度在西方陷入黑暗期。
到了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的时代，满清的腐朽、中**队的脆弱让孔学的形象更加黯淡，于是出现了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更彻头彻尾全面否定孔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西方思潮。
如凤凰般重生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西方工业化、殖民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社会，负面因素逐渐抬头，人们对道德、思想的反思重趋活跃，寂寞已久的孔夫子又渐渐得到西方人士的重视和肯定。
最早积极引进孔学的法国，法兰西学院一直未放松对孔夫子及孔学思想的研究，孔学研究群众基础和社会土壤最好，复苏也最快，“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子不语力乱怪神”等格言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子曰”也成了挂在知识分子嘴边的口头禅；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曾长期在中国传教，并和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交往密切，回国后倾数十年功力，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并因此成了牛津大学第一任汉语教授。他的翻译体例严谨，是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过时。在他之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翟林奈父子除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儒家及其竞争者》。荷兰物理学家玻尔也对孔学和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尤其对周易兴味盎然，据他称，周易的哲学思想对他的科学研究起到极大启发作用，当战后荷兰王室授予他爵位时，他便将周易上的太极图作为自己正式徽章的主题。
早期美国人对孔学并不重视，但战后却达到较高水准，克里尔（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反思了孔学在欧洲大起大落背后的原因，认为“孔子有真理”，但孔学、儒学、理学有很多流派，不能混为一谈，并说“孔子若在世，是不会接受宋明理学的”，使西方孔子研究达到一个新阶段；哲学家芬格莱特则写了《孔子.即凡而圣》，着重研究孔子的人文思想。南乐山则提出了孔学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问题，主张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随着工业社会向讯息社会转化的“第三次浪潮”在西方的兴起，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迫使西方人把更多目光投向东方，投向孔学。属于传统东方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让他们对孔夫子产生浓厚兴趣。许多欧美媒体开始讨论用儒家学说部分修正和改造现有社会模式的可行性，并认为一旦成功，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效应；更多人士开始谈论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并尝试将儒学精髓融入行政学、管理学、企业经营学等现代学科和社会、经济实践中。
如果说当初，曾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中国人思想、压抑中国社会发展的儒学，却极大促进了西欧的思想解放，是出于对孔夫子的不了解甚至误解，那么今天欧美对孔子、孔学的兴趣，则更多建立在理性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