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无势，无论是武道还是术法修炼天赋都平庸的叶风云，一个被人刻意忽略的私生子，一个哪怕天资平庸但依然每天努力修炼的善良少年。
或许没有那次奇遇，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和限制，他的人生将会在黑暗之中长久的摸索吧。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这个平凡少年得到了混沌之球。
继承了无数高手的魂魄，武仙，术皇，武王，术神这些修炼界的奇才汇聚于一人之上。
时间之门，一个，两个，三个...十个，百个，千个时辰，别人一个月修炼所得，我一天便已经做到！
修炼界唯一一个赶魂宗的传人，魂为己用，不论生前多么强悍，多么知识渊博，精魂落于我的手上，生前所学所长，全为我所用...
苍穹之下，武道的肉身练体，术道的神通绝技，破碎虚空的力量，飞升天道的信仰，不死的梦想，人世间的恩怨情仇，尽在其中。
（一）戴笠（1896一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丧命。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倾向的具体象征。
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军事调查统计局。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b）：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
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1946年，美**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做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
《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做“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一个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
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
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
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
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
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二）指贫贱的故人。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孔平仲《送张天觉》诗：“万事倏忽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参见“乘车戴笠”。
太平洋上空传来“虎!虎!虎!”
灼烫的电波穿过浓浓硝烟，在太平洋冰冷的云浪间飞驰。
1941年12月8日上午8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机动队偷袭珍珠港成功以后，担任这次偷袭的空中指挥官渊田大佐下令飞机上的无线电兵向偷袭珍珠港的舰队司令官南云发电报：“toh!huh!huhru!”并向东京转发报告。
在附近海面坐镇“赤诚号”上的南云，当即收到了这一电报。
远在广岛湾“长门号”旗舰上的山本五十六和东京的大本营，也同时收到了这一电报。
在太平洋中心区域，从飞机上低功率发报机所发出的微弱电波，能够传到日本本土，在当时还是创记录的。
但只有极少人知道，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池步洲的中国抗日青年也创造了奇迹。
中国重庆歌乐山丛林郁，军政部军技室的青年密码破译专家池步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神了，近30个昼夜的拼搏终于结出了硕果——早在五天前，这位热血青年就已经破译了这封电报使用的密码。
国与国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现实的利益。二战前后，国际风云诡谲：德、意、日三个“轴心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希特勒先与斯大林就欧洲势力范围达成默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尔后又趁苏联不备发动闪电战，在一夜之间德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飞机在苏联的大地上、天空中长驱直人。斯大林仓促应战，又怕腹背受敌；而日本的第一步计划与目标是侵略东南亚，正无暇北顾，因此苏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日苏的默契，对中国的抗战极为不利，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对日宣战上。
“虎!虎!虎!”这个代号，二战以后几乎尽人皆知了，后来还成了一部美国二战电影的名称。关于其含义，一般的说法是事先约定偷袭成功的暗语。之所以要选“虎”字，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有一民间谚语：“虎行千里必凯旋”。为此，传记作家吴越曾专门致函询问晚年侨居日本的池步洲老先生，池老先生回信说：日本政府在发动偷袭珍珠港之前几个月，就曾经用密电向各使领馆发布了许多暗语，这些暗语也都先后被他破译，但其中并无“虎!虎!虎!”这条暗语。渊田当时在飞机上发出的密电，可能是“东风，雨”这一隐语。这条隐语是日本政府发布的若干隐语之一，表示“日美开战”，这是日本政府规定全军甚至所有使领馆通用的，只要播发这一暗语，全军和驻世界各使领馆全都了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偷袭珍珠港单独设一隐语。因为“东风”二字的日语发音为tohhuh，其中huh的发音，与汉语“虎”字发音相近。“雨”字在这里当动词用，意即“下雨”，日语的发音为huhru，其中－ru为尾音，很轻微，听起来和huh也相差不远。因此，“东风，雨”的日语发音，是tohhuhhuhru，反复播发，就讹变成“虎!虎!虎!”了。
风急浪高惊险回国
池步洲，1908年2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从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就读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工部，学机电专业。毕业后，经人介绍，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署谋取一个翻译文稿的职位，并娶一位名叫白滨晓子的日本姑娘为妻。三个儿女先后出生，更让池步洲的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使池步洲从幸福的巅峰一下子跌入谷底。
1937年7月25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的第18天，乌云滚滚，停泊在神户港的“上海丸”轮船拉响了第一声汽笛，航程的目的地是中国上海。眺望大海白浪滔滔，池步洲的心里很不平静，不禁回想起近半月来的风风雨雨：
池步洲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处工作，比一般人更加清楚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知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他心急如焚，很想回国参加抗战，以尽匹夫之责，但羁绊太多，何日成行，一直难以确定。半月前，一位在日本警视厅供职的朋友匆匆赶到他家对他说：“你已经上了警视厅的黑名单，尽快离日回国吧。”这使池步洲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启程回国。他说服妻子，数日内办完房屋退租手续，处理完家当。但是，按当时日本的规定，凡中国人娶日本配偶出国，必须要有其父母的签字才能成行。为了减少麻烦，池步洲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白滨英，还让妻子穿着中国旗袍，交谈时全讲中国话。
但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女儿美惠子只有3岁，还不会汉语。小姑娘看到大轮船非常激动，便用日语嚷起来，急得白滨晓子只得用日语呵斥。几个警察走过来，发现白滨晓子是日本人，便不准她离港，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行，非得要她的护照上有她父母的签字才行。这时“上海丸”已拉响了最后登船的汽笛，在这紧急关头，赶来送别的妻子的哥哥白滨常太郎到了。他出面与警察交涉，并代表白滨家族在护照和警方的文件上签了字，池步洲一家才匆匆登船。
在甲板上，池步洲紧紧地攥着妻子的手，感谢妻子为了自己做出的牺牲。他望着渐渐远去的异国山水，心里涌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
白浪掀天，海鸥翻飞，追逐着“上海丸”。
一心报国成为破译专家
池步洲一回国，一位与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的留日同学就介绍他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机密二股”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池步洲在日本学的是电气工程，后来又兼修经济学，对电码一无所知。但他听同学说，如能破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10万大军，于是他就马上点头表示，只要是抗日救国，叫我干什么都行。
人生历程，有许多折点，皆由偶然的机会造成。池步洲不懂电码却去研究密电码，是一偶然；他跻身于特务机关，却没有参加特务组织，又是一个偶然。当时的池步洲，是个纯粹的书呆子，虽然在驻日大使馆工作了好几年，但居然不知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是特务机关，还以为那不过是国民党中央的一般直属机构。他之所以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与他的顶头上司李直峰有很大关系。李直峰非常赏识池步洲的才干和单纯，觉得这样一个爱国青年，不应该让他蒙受污垢。李直峰是我党的秘密地下工作者，曾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中，李直峰曾译出蒋方的许多密电送往延安，后奉周恩来之命，打人中统局深深潜伏，专门从事情报工作。当然，这一切池步洲是在几十年后才知晓。
1938年6月，池步洲奉命调到汉口“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这个机构既不属军统，也不属中统，而是直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蒋介石的秘密咨询机关，由蒋介石的内弟毛庆祥任组长，原交通部电政司对密电素有研究的霍实子任主任，后来又把李直峰调来当副主任，全组共有工作人员四五十名。
池步洲先后在两个破译密电码的机关工作了一年多，他发现其内部派系林
立，尔虞我诈，根本不是他一个书呆子能应付的。他报国心切，不久便辞去密电研究组的工作，到国民党中央电台担任日语广播的撰稿和播音，同妻子白滨英一起进行抗日反战宣传。
一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人来游说，邀请他到军政部无线电台总台去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他再三推辞，仍无法推掉，最后只好以“每晚去指导两个小时，不妨碍对日广播工作”为条件接下了这份差事。于是，军政部从电台调来两名报务员，在重庆两路口租了两间民房，架起天线，从1939年3月1日起开始业余从事对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该小组由池步洲负责，相关业务仍由“密电研究组”领导。
日军的密电码，系统不同，电码各有差别。其中，陆军的密电码最难破译。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陆军与海军的密电码始终未被破译过。空军密电码则比较简单，容易破译。当时，池步洲收到的密电码，有英文字母的，有数字组成的，也有日文的，其中以英文的为最多。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字符之间不留任何空，一律紧密连接，不像英文电报每个单词一组，也不像中文电报每四个数字一组。有些英文密电，只从报头的tokyo判知它是发自东京，内容则连一个字也看不懂。开始还以为它是军事密电，后来根据其收报地址遍布全世界，初步判断是日方的外交电报。池步洲决定从这些数量最多的英文密电码开始着手。
首先，池步洲发现，在一长串英文字母中，有许多“双字母组合”经常出现，以此判定这种电码不是用两个英文字母表示一个汉字，就是表示一个日文字母。于是按这个思路把一份份密电按“双字母组合”进行划分统计，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共是十组。再假设这十组就是从0到9的十个数目字。如果能够找出哪一个是“1”，哪一个是“2”，就不难继续找出其组合规律，从而达到逐个破译的目的。接着池步洲又对数字作使用频率统计，发现10个数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1”字，而频率最低的是“9”字。他又把这十组数字代码使用频率最高的假设为“1”，把频率最低的假设为“9”；再根据“0”一般很少出现在数码开头这一特点，又从十组数字组合中找出一组基本上不出现在开头的数字，假定它为数字“0”。这样，算是初步破译了3个数字：1、9、0。再进一步设想：日军密电中的数字，很可能是我军的部队番号、兵员数目、枪支弹药的数量等等。于是，池步洲又从军政部要来部队建制资料进行核对，从“102师”的番号，不但推测了“2”字的代码，也推知了“师”字的代码。经过多次摸索，又从“师长”、“师部”等联想字推知了“长”、“部”等字和师长姓名的代码等等。
如此零敲碎打，逐渐破译了一些字词，再根据日语的汉字读音，顺藤摸瓜，又破译出一部分相关字，取得这样的进展与池步洲对日语的精通是分不开的。比如，他依据日语有10个“格助词”(永远跟在名词的后面以确定其格，例如)y是主格助词，是宾格助词等)使用频率极高的特点，很快就一一找出，并由此推测相关的词语。例如电文的末尾，一般都有“返电乞”(请回电)一词，根据格助词的地位，很容易就推知“返”“电”“乞”这些字的代码了。
从1939年3月起，池步洲就是这样单枪匹马，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把日本外务省发到世界各地的几百封密电一一破译出来了。被破译的密电，其特点是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汉字或一个假名字母，通常都以la开头，习惯上即称之为“la码”。这等于池步洲为自己弄到了一本日本外务省的密电码!像这种破译密电码的工作，今天就是使用计算机，也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而池步洲在不到一个月就大功告成，这不能不说是破译密电史上的一桩奇迹。为此，军政部还给他颁发了一枚奖章。
首战成功截译惊天秘密
1940年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的银行存款。这对已经陷于战争泥潭的日军是个重大打击。因为当时日本的汽油储量只够一年使用，如果不能从美国、荷兰购进汽油，日军的坦克、飞机、军舰只能是一堆废铁。为此日军决心南下，以抢夺石油资源。1941年7月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日军作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南越”的决策。日本的军事与政治寡头认为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是妨碍与威胁日军南下的最大敌人，必须抢先下手予以彻底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外务省频繁给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暹罗(泰国)、仰光、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他群岛上所有的使领馆发出密电，命令除留下“la”密电码之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同时颁布了许多隐语，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共有十几条之多，并明白规定这些隐语在必要的时候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使馆注意随时收听。
从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了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掺杂其中，这引起了池步洲的高度注意。他加紧了密码破译工作，并对美军的一些情况作了研究，他惊讶地发现日军电码的内容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外务省还多次询问每周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回电：“经多次调查观察，是星期日。”这便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文中还频繁提到夏威夷的天气说：当地30年来从来没有暴风雨，天气以晴好为主。珍珠港就在檀香山旁边，是美国的海军基地，当时驻有炮列舰8艘、重巡洋舰10艘、轻巡洋舰12艘、航空母舰3艘，连同其他舰艇共有100多艘，陆军部队有1个师，空军部队有各种飞机约300架。这些情报都是一批事先派出的日本间谍搜集的，其中主要是由日本驻檀香山的总领事奥田男次郎搜集的，这位后来被称为“剪报艺术家”的间谍每天浏览檀香山的报纸，再将所有与美国舰队相关的消息剪下，分析整理后发回国提供给日军作情报。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要求他：(1)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3)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截然行动。
池步洲认为，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前此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池步洲做出两点推测：一是日军对美开战的时间可能是星期天；二是袭击的地点可能是珍珠港。他把译出的电文送给顶头上司霍实子主任，并谈了自己的判断。霍点头称是，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
密电译文被迅速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通知美国驻重庆使节。至于罗斯福总统接到警报后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众说纷纭，有说是麻痹大意，有说是忍痛牺牲的苦肉计。但从常识判断，麻痹大意似不可能，忍痛牺牲也好像没有必要，究竟是为什么?恐怕只有罗斯福知道。
破译密电山本五十六殁命南太平洋
太平洋战争后期，池步洲用同样的方法破译了山本五十六座机出巡密电。
山本五十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海军上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他是一个兼有赌徒的精明和屠夫的残忍的日本武士。他曾正襟危坐于“赤诚号”旗舰甲板上从容指挥偷袭珍珠港，并发布训词：“日本帝国的命运与这次战役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偷袭成功后，又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攻占英、法的南亚属地，钳制马六甲海峡，打开欧、亚通路，与德、意两国会师，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美国海军虽然在珍珠港遭受巨大损失，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在西南太平洋上主动向日本海军进攻。1942年，在密德威(dway，美国海军重要基地)、珊瑚海(coralsea)及瓜达尔堪尔岛(guadalcanl)等海域的海战中，给日本海军以重创。而作为日本海军灵魂人物的山本五十六则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于是拟定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把前进的根据地转移到拉包尔(rabaul，位于新不列颠岛东北部的港口，是日本的海军基地之一)，再由他本人亲自指挥，在所罗门群岛与美军展开海空决战，企图反败为胜，阻止美军前进。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乘专机出巡，既为鼓舞官兵士气，也进行实地考察。此事属当时日军绝密消息，只有少数高级指挥官知道此事。为保证最高司令长官的安全，日本海军谍报机关事先对飞行路线沿途的“敌情”作了周密的调查，确定其绝对安全之后飞机才起飞。清晨6点钟，山本五十六及其幕僚分乘两架专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机场起飞，当快到第一个目的地巴拉勒机场的时候，突然遭到从瓜达尔堪尔机场起飞的16架美国空军p—38战斗机的袭击。护航机立即开火，但无法冲出重围，两架专机失去保护，只好从1500米高空紧急下降，企图在巴拉勒机场降落，但却被美国战机紧紧咬住，穷追不舍。最后，两架专机一架被击落在巴拉勒机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一架被击沉于附近洋面的深海底。第二天，搜索队终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坠机的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刀，横倒在飞机残骸的旁边，日军“海军之花”败落污泥。
事后，日本方面对山本出巡的日程、路线何以泄露一事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是在4月1日刚刚更换的，不可能那么快就被破译。有人怀疑日本海军内部有盟军的潜伏特务；有人说是因为两艘美国潜水艇袭击马琴岛，全歼岛上43名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谍报队员，缴去了密电码本；有的说从1942年夏到1943年春这一段时间中，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击落的日飞机为数甚多，机上携带的密电码本虽然立即停用，但是有经验的密电码专家仍可以根据旧码把新码破译出来。后来日本拍的电影《军阀》，也据此演绎为美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电码，导致此次袭击成功。
事实上，这份密电也是池步洲破译出来的。前面说过，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方面始终没有破译出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密电码。那么，这份海军密电又是怎么破译的呢?
说起来难以令人置信，但事情就是这样：重庆方面破译的并不是海军密电码，而是外务省专用的“la”码。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截获并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这份密电交毛庆祥上报蒋介石，蒋立即通知驻渝美方。这一回，高鼻子们完全折服中国破译专家的水平了，当即部署空军拦击，终于将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上空击毙。池步洲因屡建奇功，被晋升为少将参谋。
后记：1951年，池涉洲在上海蒙冤入狱。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池步洲无罪。晚年的池步洲被选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受聘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他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其中《日本遣唐使简史》，还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6岁。
或许没有那次奇遇，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和限制，他的人生将会在黑暗之中长久的摸索吧。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这个平凡少年得到了混沌之球。
继承了无数高手的魂魄，武仙，术皇，武王，术神这些修炼界的奇才汇聚于一人之上。
时间之门，一个，两个，三个...十个，百个，千个时辰，别人一个月修炼所得，我一天便已经做到！
修炼界唯一一个赶魂宗的传人，魂为己用，不论生前多么强悍，多么知识渊博，精魂落于我的手上，生前所学所长，全为我所用...
苍穹之下，武道的肉身练体，术道的神通绝技，破碎虚空的力量，飞升天道的信仰，不死的梦想，人世间的恩怨情仇，尽在其中。
（一）戴笠（1896一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丧命。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倾向的具体象征。
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军事调查统计局。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b）：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
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1946年，美**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做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
《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做“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一个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
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
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
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
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
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二）指贫贱的故人。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孔平仲《送张天觉》诗：“万事倏忽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参见“乘车戴笠”。
太平洋上空传来“虎!虎!虎!”
灼烫的电波穿过浓浓硝烟，在太平洋冰冷的云浪间飞驰。
1941年12月8日上午8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机动队偷袭珍珠港成功以后，担任这次偷袭的空中指挥官渊田大佐下令飞机上的无线电兵向偷袭珍珠港的舰队司令官南云发电报：“toh!huh!huhru!”并向东京转发报告。
在附近海面坐镇“赤诚号”上的南云，当即收到了这一电报。
远在广岛湾“长门号”旗舰上的山本五十六和东京的大本营，也同时收到了这一电报。
在太平洋中心区域，从飞机上低功率发报机所发出的微弱电波，能够传到日本本土，在当时还是创记录的。
但只有极少人知道，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池步洲的中国抗日青年也创造了奇迹。
中国重庆歌乐山丛林郁，军政部军技室的青年密码破译专家池步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神了，近30个昼夜的拼搏终于结出了硕果——早在五天前，这位热血青年就已经破译了这封电报使用的密码。
国与国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现实的利益。二战前后，国际风云诡谲：德、意、日三个“轴心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希特勒先与斯大林就欧洲势力范围达成默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尔后又趁苏联不备发动闪电战，在一夜之间德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飞机在苏联的大地上、天空中长驱直人。斯大林仓促应战，又怕腹背受敌；而日本的第一步计划与目标是侵略东南亚，正无暇北顾，因此苏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日苏的默契，对中国的抗战极为不利，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对日宣战上。
“虎!虎!虎!”这个代号，二战以后几乎尽人皆知了，后来还成了一部美国二战电影的名称。关于其含义，一般的说法是事先约定偷袭成功的暗语。之所以要选“虎”字，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有一民间谚语：“虎行千里必凯旋”。为此，传记作家吴越曾专门致函询问晚年侨居日本的池步洲老先生，池老先生回信说：日本政府在发动偷袭珍珠港之前几个月，就曾经用密电向各使领馆发布了许多暗语，这些暗语也都先后被他破译，但其中并无“虎!虎!虎!”这条暗语。渊田当时在飞机上发出的密电，可能是“东风，雨”这一隐语。这条隐语是日本政府发布的若干隐语之一，表示“日美开战”，这是日本政府规定全军甚至所有使领馆通用的，只要播发这一暗语，全军和驻世界各使领馆全都了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偷袭珍珠港单独设一隐语。因为“东风”二字的日语发音为tohhuh，其中huh的发音，与汉语“虎”字发音相近。“雨”字在这里当动词用，意即“下雨”，日语的发音为huhru，其中－ru为尾音，很轻微，听起来和huh也相差不远。因此，“东风，雨”的日语发音，是tohhuhhuhru，反复播发，就讹变成“虎!虎!虎!”了。
风急浪高惊险回国
池步洲，1908年2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从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就读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工部，学机电专业。毕业后，经人介绍，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署谋取一个翻译文稿的职位，并娶一位名叫白滨晓子的日本姑娘为妻。三个儿女先后出生，更让池步洲的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使池步洲从幸福的巅峰一下子跌入谷底。
1937年7月25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的第18天，乌云滚滚，停泊在神户港的“上海丸”轮船拉响了第一声汽笛，航程的目的地是中国上海。眺望大海白浪滔滔，池步洲的心里很不平静，不禁回想起近半月来的风风雨雨：
池步洲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处工作，比一般人更加清楚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知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他心急如焚，很想回国参加抗战，以尽匹夫之责，但羁绊太多，何日成行，一直难以确定。半月前，一位在日本警视厅供职的朋友匆匆赶到他家对他说：“你已经上了警视厅的黑名单，尽快离日回国吧。”这使池步洲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启程回国。他说服妻子，数日内办完房屋退租手续，处理完家当。但是，按当时日本的规定，凡中国人娶日本配偶出国，必须要有其父母的签字才能成行。为了减少麻烦，池步洲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白滨英，还让妻子穿着中国旗袍，交谈时全讲中国话。
但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女儿美惠子只有3岁，还不会汉语。小姑娘看到大轮船非常激动，便用日语嚷起来，急得白滨晓子只得用日语呵斥。几个警察走过来，发现白滨晓子是日本人，便不准她离港，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行，非得要她的护照上有她父母的签字才行。这时“上海丸”已拉响了最后登船的汽笛，在这紧急关头，赶来送别的妻子的哥哥白滨常太郎到了。他出面与警察交涉，并代表白滨家族在护照和警方的文件上签了字，池步洲一家才匆匆登船。
在甲板上，池步洲紧紧地攥着妻子的手，感谢妻子为了自己做出的牺牲。他望着渐渐远去的异国山水，心里涌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
白浪掀天，海鸥翻飞，追逐着“上海丸”。
一心报国成为破译专家
池步洲一回国，一位与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的留日同学就介绍他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机密二股”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池步洲在日本学的是电气工程，后来又兼修经济学，对电码一无所知。但他听同学说，如能破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10万大军，于是他就马上点头表示，只要是抗日救国，叫我干什么都行。
人生历程，有许多折点，皆由偶然的机会造成。池步洲不懂电码却去研究密电码，是一偶然；他跻身于特务机关，却没有参加特务组织，又是一个偶然。当时的池步洲，是个纯粹的书呆子，虽然在驻日大使馆工作了好几年，但居然不知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是特务机关，还以为那不过是国民党中央的一般直属机构。他之所以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与他的顶头上司李直峰有很大关系。李直峰非常赏识池步洲的才干和单纯，觉得这样一个爱国青年，不应该让他蒙受污垢。李直峰是我党的秘密地下工作者，曾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中，李直峰曾译出蒋方的许多密电送往延安，后奉周恩来之命，打人中统局深深潜伏，专门从事情报工作。当然，这一切池步洲是在几十年后才知晓。
1938年6月，池步洲奉命调到汉口“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这个机构既不属军统，也不属中统，而是直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蒋介石的秘密咨询机关，由蒋介石的内弟毛庆祥任组长，原交通部电政司对密电素有研究的霍实子任主任，后来又把李直峰调来当副主任，全组共有工作人员四五十名。
池步洲先后在两个破译密电码的机关工作了一年多，他发现其内部派系林
立，尔虞我诈，根本不是他一个书呆子能应付的。他报国心切，不久便辞去密电研究组的工作，到国民党中央电台担任日语广播的撰稿和播音，同妻子白滨英一起进行抗日反战宣传。
一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人来游说，邀请他到军政部无线电台总台去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他再三推辞，仍无法推掉，最后只好以“每晚去指导两个小时，不妨碍对日广播工作”为条件接下了这份差事。于是，军政部从电台调来两名报务员，在重庆两路口租了两间民房，架起天线，从1939年3月1日起开始业余从事对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该小组由池步洲负责，相关业务仍由“密电研究组”领导。
日军的密电码，系统不同，电码各有差别。其中，陆军的密电码最难破译。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陆军与海军的密电码始终未被破译过。空军密电码则比较简单，容易破译。当时，池步洲收到的密电码，有英文字母的，有数字组成的，也有日文的，其中以英文的为最多。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字符之间不留任何空，一律紧密连接，不像英文电报每个单词一组，也不像中文电报每四个数字一组。有些英文密电，只从报头的tokyo判知它是发自东京，内容则连一个字也看不懂。开始还以为它是军事密电，后来根据其收报地址遍布全世界，初步判断是日方的外交电报。池步洲决定从这些数量最多的英文密电码开始着手。
首先，池步洲发现，在一长串英文字母中，有许多“双字母组合”经常出现，以此判定这种电码不是用两个英文字母表示一个汉字，就是表示一个日文字母。于是按这个思路把一份份密电按“双字母组合”进行划分统计，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共是十组。再假设这十组就是从0到9的十个数目字。如果能够找出哪一个是“1”，哪一个是“2”，就不难继续找出其组合规律，从而达到逐个破译的目的。接着池步洲又对数字作使用频率统计，发现10个数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1”字，而频率最低的是“9”字。他又把这十组数字代码使用频率最高的假设为“1”，把频率最低的假设为“9”；再根据“0”一般很少出现在数码开头这一特点，又从十组数字组合中找出一组基本上不出现在开头的数字，假定它为数字“0”。这样，算是初步破译了3个数字：1、9、0。再进一步设想：日军密电中的数字，很可能是我军的部队番号、兵员数目、枪支弹药的数量等等。于是，池步洲又从军政部要来部队建制资料进行核对，从“102师”的番号，不但推测了“2”字的代码，也推知了“师”字的代码。经过多次摸索，又从“师长”、“师部”等联想字推知了“长”、“部”等字和师长姓名的代码等等。
如此零敲碎打，逐渐破译了一些字词，再根据日语的汉字读音，顺藤摸瓜，又破译出一部分相关字，取得这样的进展与池步洲对日语的精通是分不开的。比如，他依据日语有10个“格助词”(永远跟在名词的后面以确定其格，例如)y是主格助词，是宾格助词等)使用频率极高的特点，很快就一一找出，并由此推测相关的词语。例如电文的末尾，一般都有“返电乞”(请回电)一词，根据格助词的地位，很容易就推知“返”“电”“乞”这些字的代码了。
从1939年3月起，池步洲就是这样单枪匹马，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把日本外务省发到世界各地的几百封密电一一破译出来了。被破译的密电，其特点是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汉字或一个假名字母，通常都以la开头，习惯上即称之为“la码”。这等于池步洲为自己弄到了一本日本外务省的密电码!像这种破译密电码的工作，今天就是使用计算机，也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而池步洲在不到一个月就大功告成，这不能不说是破译密电史上的一桩奇迹。为此，军政部还给他颁发了一枚奖章。
首战成功截译惊天秘密
1940年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的银行存款。这对已经陷于战争泥潭的日军是个重大打击。因为当时日本的汽油储量只够一年使用，如果不能从美国、荷兰购进汽油，日军的坦克、飞机、军舰只能是一堆废铁。为此日军决心南下，以抢夺石油资源。1941年7月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日军作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南越”的决策。日本的军事与政治寡头认为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是妨碍与威胁日军南下的最大敌人，必须抢先下手予以彻底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外务省频繁给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暹罗(泰国)、仰光、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他群岛上所有的使领馆发出密电，命令除留下“la”密电码之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同时颁布了许多隐语，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共有十几条之多，并明白规定这些隐语在必要的时候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使馆注意随时收听。
从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了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掺杂其中，这引起了池步洲的高度注意。他加紧了密码破译工作，并对美军的一些情况作了研究，他惊讶地发现日军电码的内容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外务省还多次询问每周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回电：“经多次调查观察，是星期日。”这便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文中还频繁提到夏威夷的天气说：当地30年来从来没有暴风雨，天气以晴好为主。珍珠港就在檀香山旁边，是美国的海军基地，当时驻有炮列舰8艘、重巡洋舰10艘、轻巡洋舰12艘、航空母舰3艘，连同其他舰艇共有100多艘，陆军部队有1个师，空军部队有各种飞机约300架。这些情报都是一批事先派出的日本间谍搜集的，其中主要是由日本驻檀香山的总领事奥田男次郎搜集的，这位后来被称为“剪报艺术家”的间谍每天浏览檀香山的报纸，再将所有与美国舰队相关的消息剪下，分析整理后发回国提供给日军作情报。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要求他：(1)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3)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截然行动。
池步洲认为，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前此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池步洲做出两点推测：一是日军对美开战的时间可能是星期天；二是袭击的地点可能是珍珠港。他把译出的电文送给顶头上司霍实子主任，并谈了自己的判断。霍点头称是，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
密电译文被迅速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通知美国驻重庆使节。至于罗斯福总统接到警报后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众说纷纭，有说是麻痹大意，有说是忍痛牺牲的苦肉计。但从常识判断，麻痹大意似不可能，忍痛牺牲也好像没有必要，究竟是为什么?恐怕只有罗斯福知道。
破译密电山本五十六殁命南太平洋
太平洋战争后期，池步洲用同样的方法破译了山本五十六座机出巡密电。
山本五十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海军上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他是一个兼有赌徒的精明和屠夫的残忍的日本武士。他曾正襟危坐于“赤诚号”旗舰甲板上从容指挥偷袭珍珠港，并发布训词：“日本帝国的命运与这次战役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偷袭成功后，又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攻占英、法的南亚属地，钳制马六甲海峡，打开欧、亚通路，与德、意两国会师，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美国海军虽然在珍珠港遭受巨大损失，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在西南太平洋上主动向日本海军进攻。1942年，在密德威(dway，美国海军重要基地)、珊瑚海(coralsea)及瓜达尔堪尔岛(guadalcanl)等海域的海战中，给日本海军以重创。而作为日本海军灵魂人物的山本五十六则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于是拟定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把前进的根据地转移到拉包尔(rabaul，位于新不列颠岛东北部的港口，是日本的海军基地之一)，再由他本人亲自指挥，在所罗门群岛与美军展开海空决战，企图反败为胜，阻止美军前进。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乘专机出巡，既为鼓舞官兵士气，也进行实地考察。此事属当时日军绝密消息，只有少数高级指挥官知道此事。为保证最高司令长官的安全，日本海军谍报机关事先对飞行路线沿途的“敌情”作了周密的调查，确定其绝对安全之后飞机才起飞。清晨6点钟，山本五十六及其幕僚分乘两架专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机场起飞，当快到第一个目的地巴拉勒机场的时候，突然遭到从瓜达尔堪尔机场起飞的16架美国空军p—38战斗机的袭击。护航机立即开火，但无法冲出重围，两架专机失去保护，只好从1500米高空紧急下降，企图在巴拉勒机场降落，但却被美国战机紧紧咬住，穷追不舍。最后，两架专机一架被击落在巴拉勒机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一架被击沉于附近洋面的深海底。第二天，搜索队终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坠机的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刀，横倒在飞机残骸的旁边，日军“海军之花”败落污泥。
事后，日本方面对山本出巡的日程、路线何以泄露一事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是在4月1日刚刚更换的，不可能那么快就被破译。有人怀疑日本海军内部有盟军的潜伏特务；有人说是因为两艘美国潜水艇袭击马琴岛，全歼岛上43名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谍报队员，缴去了密电码本；有的说从1942年夏到1943年春这一段时间中，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击落的日飞机为数甚多，机上携带的密电码本虽然立即停用，但是有经验的密电码专家仍可以根据旧码把新码破译出来。后来日本拍的电影《军阀》，也据此演绎为美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电码，导致此次袭击成功。
事实上，这份密电也是池步洲破译出来的。前面说过，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方面始终没有破译出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密电码。那么，这份海军密电又是怎么破译的呢?
说起来难以令人置信，但事情就是这样：重庆方面破译的并不是海军密电码，而是外务省专用的“la”码。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截获并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这份密电交毛庆祥上报蒋介石，蒋立即通知驻渝美方。这一回，高鼻子们完全折服中国破译专家的水平了，当即部署空军拦击，终于将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上空击毙。池步洲因屡建奇功，被晋升为少将参谋。
后记：1951年，池涉洲在上海蒙冤入狱。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池步洲无罪。晚年的池步洲被选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受聘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他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其中《日本遣唐使简史》，还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