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战，哪怕是赢了，善后工作也是千头万绪。宣威军和擒戎军调往契丹方向，剩下的各军要补入兵员，进行整训，与党项的大战不能立刻打起来。趁着这个时候，徐平一边进行战事善后，一边对剩余的三军进行全面整编，等着朝廷与契丹和党项的谈判，同时着手对原来的蕃落地方郡县其地，划分州县。
拿下了天都山，前方都是大漠和草原，一片坦途，不用再受天气因素的制约。等到一切有了结果，春天也就过去了，夏天打起来对徐平更加有利。
作为游牧民族，夏天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季节，整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动员能力都受到极大影响。而徐平手下是常备军，只要不影响战事，不用理会季节。此消彼长间，徐平手中的大军与党项军力会拉开更大的差距，战事会更加顺利。
而且这种季节上的优势不只是对党项来说，对契丹也是一样的道理。在秋后，契丹可以轻易地在短时间内拉起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但在夏天，拉出十万大军来就不容易了。
这是国力上的差距，以前大宋消极防御，没有能力利用这种优势，现在不同了。
要把占住的土地郡县其地，除了具体施政上的难处，还面临着怎么吸引官员来。
宋朝官府做事很有意思，让徐平觉得既熟悉又亲切，有时候又有些哭笑不得。官方做事最常用的办法，是指射或者投状，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就是招投标。
比如官方所有的场务和酒楼、邸店，交给百姓经营，就会立一个祖额。投状成功的人让你经营几年，每年交给官府不少于这个祖额的钱，剩下的利润就是经营者赚到的钱。历史上熙宁变法之后，还发展出了“实封投状”，也就是暗标。投状时官方不立祖额，参与的民户各自报一个价格，价高者得。因为这样容易产生恶性竞争，让中标的人赔钱甚至有的破产，引起了夺民之利的批评。不过有利于官员政绩，“实封投状”一直不绝。
西北以前为了解决驻军粮草问题，建了不少营田务。这些营田务与王拱辰管下的营田务不同，不是官方经营，同样是交给民户去耕种的，官方跟地主一样收租。百姓怎么去获得这些土地的耕种权呢？同样是招投标的方式，称为指射。
如果说在经济方面用这样一种办法，让徐平觉得熟悉和亲切的话，当把指射延伸到官场上来，有时候就让徐平觉得哭笑不得了。
宋朝官员的管理选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职在待制以上的侍从、官在卿监以上的两省官以及台谏词臣，其升降悉出圣旨，宰执不得自专。之下的官员，又分为由政事堂除授的堂除，和由审官院和流内铨负责的常调官。
堂除又分为堂选和堂占。概括来讲，就是朝廷认为某些职位特别重要，不能够让审官院和流内铨照本宣科依照旧有成例来任命官员，把权收到政事堂由宰执商量之后除授。这些堂除的职位有具体名录，随着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职位有限，而待阙的官员多，政事堂和审官院对堂除职位的争夺一直不断。比如知州，政事堂和审官院便就多次进行划分，哪些州是堂除，哪些州是常调。
堂除和常调的分野，并不是按照官职的级别和资序来。堂除的标准，概括成四个字就是清、紧、繁、剧，清贵的，繁重的，需要能力的，和要吃苦的。堂除的职位低到可以是县令、幕职官，常调官中最低的选人这一级别。用徐平前世的制度比较，大略就相当中央管的干部、部管干部、省管干部、市管干部这一区分。
列入堂除的这些职位，就是堂占，意思是已经由政事堂占住了，审官院和流内铨不得插手。而还有一些不在堂占内的常调官，或者是因为朝廷特别看重某个人，或者是临时这个职位显得特别重要，也由政事堂来除授，就称为堂选。
审官院和流内铨则是按照官阶来区分的，京朝官归审官院，选人归流内铨。
这三个层次，便分出了官员不同的政治待遇。尊圣旨皇帝亲除的自然是最高一级，虽然大多数时候也是出自宰执建议，但最少皇帝是知道这个人的。堂除则表示自己的名字通到了宰执一层，具体来说，就是进士高第和与此等同的制科中等，以及表现出了卓越能力或者立下了特殊功勋的一类官员。其中的状元和制科三等，一般经过极短时间，或者一登科便就进入了第一层，是一种特殊情况。其下的官员，便就是常调官，哪怕你做到死，在朝廷的高层那里也没有一点印象，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个人。
西北郡县其地，要吸引有能力的官员来，徐平便就在尽量争取更多的堂除职位。他也建议了为这些边远地方加一份职务补贴，但经济待遇，对这个时代的官员来说吸引力实在是太低，堂除、常调这个分野对中下层官员才有足够的吸引力。
常调官，因为是照本宣科，按照年资循例而进，直授还是待阙，审官院和流内铨的公吏有太多的操作空间。鉴于弊端不断，这个年代与管中下层武官的三班院一起，都采用了指射的方式。每有阙额，便揭榜出来，贴于衙门门口，由待阙的官员指射。即待阙的官员看中了哪个职位，同时符合榜上的任职资格，便准备好自己的官告和出身文字，自己去审官院、流内铨和三班院，说我要做这个官。三个衙门收了官员资料，进行比较，从符合任职资格又愿意去担任这个职位的待阙官员中选最合适的那一个。
以西北新设郡县的艰苦条件，如果州县官作为常调官让官员指射，结果可想而知。一个不好，就面临以前岭南官职的尴尬，有的职位在衙门口贴了数年，甚至夸张的到二三十年，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个官。进行指射的职位，又不能硬派官员去，只好由当地的路级官员从当地征辟，以权摄官的名义任职。落到这种待遇，徐平的很多政策就推行不下去了。
指射并不能完全防止公吏舞弊，一种惯常的做法就是在任职资格上做文章。这个职位要特殊的资历，比如做过多少年监当官，又做过多少年的亲民官，各任职多少年，不是掌握待阙官员资料的人，想不到京城里面可能就只有一个人符合资格。这职位也就自然而然不着痕迹的，落到了那个给主事公吏送礼的人手中。当年桑怿回京城改官，被三班院的公吏索贿，便就是这个道理。桑怿一气之下到了邕州，便是因为邕州的那些职位，挂在三班院衙门口多年，根本没有人指射，桑怿不需要再受人的闲气。
徐平现在的地位，在朝中也就是低于李迪和吕夷简，连副相晏殊都不能压他一头。但一日不入政事堂，他就不能决定哪些是堂除，哪些是常调，不能给西北新设的郡县官员足够的政治政遇。不能吸引到人才来，自己这两年的努力就前途未卜。
拿下了天都山，前方都是大漠和草原，一片坦途，不用再受天气因素的制约。等到一切有了结果，春天也就过去了，夏天打起来对徐平更加有利。
作为游牧民族，夏天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季节，整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动员能力都受到极大影响。而徐平手下是常备军，只要不影响战事，不用理会季节。此消彼长间，徐平手中的大军与党项军力会拉开更大的差距，战事会更加顺利。
而且这种季节上的优势不只是对党项来说，对契丹也是一样的道理。在秋后，契丹可以轻易地在短时间内拉起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但在夏天，拉出十万大军来就不容易了。
这是国力上的差距，以前大宋消极防御，没有能力利用这种优势，现在不同了。
要把占住的土地郡县其地，除了具体施政上的难处，还面临着怎么吸引官员来。
宋朝官府做事很有意思，让徐平觉得既熟悉又亲切，有时候又有些哭笑不得。官方做事最常用的办法，是指射或者投状，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就是招投标。
比如官方所有的场务和酒楼、邸店，交给百姓经营，就会立一个祖额。投状成功的人让你经营几年，每年交给官府不少于这个祖额的钱，剩下的利润就是经营者赚到的钱。历史上熙宁变法之后，还发展出了“实封投状”，也就是暗标。投状时官方不立祖额，参与的民户各自报一个价格，价高者得。因为这样容易产生恶性竞争，让中标的人赔钱甚至有的破产，引起了夺民之利的批评。不过有利于官员政绩，“实封投状”一直不绝。
西北以前为了解决驻军粮草问题，建了不少营田务。这些营田务与王拱辰管下的营田务不同，不是官方经营，同样是交给民户去耕种的，官方跟地主一样收租。百姓怎么去获得这些土地的耕种权呢？同样是招投标的方式，称为指射。
如果说在经济方面用这样一种办法，让徐平觉得熟悉和亲切的话，当把指射延伸到官场上来，有时候就让徐平觉得哭笑不得了。
宋朝官员的管理选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职在待制以上的侍从、官在卿监以上的两省官以及台谏词臣，其升降悉出圣旨，宰执不得自专。之下的官员，又分为由政事堂除授的堂除，和由审官院和流内铨负责的常调官。
堂除又分为堂选和堂占。概括来讲，就是朝廷认为某些职位特别重要，不能够让审官院和流内铨照本宣科依照旧有成例来任命官员，把权收到政事堂由宰执商量之后除授。这些堂除的职位有具体名录，随着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职位有限，而待阙的官员多，政事堂和审官院对堂除职位的争夺一直不断。比如知州，政事堂和审官院便就多次进行划分，哪些州是堂除，哪些州是常调。
堂除和常调的分野，并不是按照官职的级别和资序来。堂除的标准，概括成四个字就是清、紧、繁、剧，清贵的，繁重的，需要能力的，和要吃苦的。堂除的职位低到可以是县令、幕职官，常调官中最低的选人这一级别。用徐平前世的制度比较，大略就相当中央管的干部、部管干部、省管干部、市管干部这一区分。
列入堂除的这些职位，就是堂占，意思是已经由政事堂占住了，审官院和流内铨不得插手。而还有一些不在堂占内的常调官，或者是因为朝廷特别看重某个人，或者是临时这个职位显得特别重要，也由政事堂来除授，就称为堂选。
审官院和流内铨则是按照官阶来区分的，京朝官归审官院，选人归流内铨。
这三个层次，便分出了官员不同的政治待遇。尊圣旨皇帝亲除的自然是最高一级，虽然大多数时候也是出自宰执建议，但最少皇帝是知道这个人的。堂除则表示自己的名字通到了宰执一层，具体来说，就是进士高第和与此等同的制科中等，以及表现出了卓越能力或者立下了特殊功勋的一类官员。其中的状元和制科三等，一般经过极短时间，或者一登科便就进入了第一层，是一种特殊情况。其下的官员，便就是常调官，哪怕你做到死，在朝廷的高层那里也没有一点印象，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个人。
西北郡县其地，要吸引有能力的官员来，徐平便就在尽量争取更多的堂除职位。他也建议了为这些边远地方加一份职务补贴，但经济待遇，对这个时代的官员来说吸引力实在是太低，堂除、常调这个分野对中下层官员才有足够的吸引力。
常调官，因为是照本宣科，按照年资循例而进，直授还是待阙，审官院和流内铨的公吏有太多的操作空间。鉴于弊端不断，这个年代与管中下层武官的三班院一起，都采用了指射的方式。每有阙额，便揭榜出来，贴于衙门门口，由待阙的官员指射。即待阙的官员看中了哪个职位，同时符合榜上的任职资格，便准备好自己的官告和出身文字，自己去审官院、流内铨和三班院，说我要做这个官。三个衙门收了官员资料，进行比较，从符合任职资格又愿意去担任这个职位的待阙官员中选最合适的那一个。
以西北新设郡县的艰苦条件，如果州县官作为常调官让官员指射，结果可想而知。一个不好，就面临以前岭南官职的尴尬，有的职位在衙门口贴了数年，甚至夸张的到二三十年，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个官。进行指射的职位，又不能硬派官员去，只好由当地的路级官员从当地征辟，以权摄官的名义任职。落到这种待遇，徐平的很多政策就推行不下去了。
指射并不能完全防止公吏舞弊，一种惯常的做法就是在任职资格上做文章。这个职位要特殊的资历，比如做过多少年监当官，又做过多少年的亲民官，各任职多少年，不是掌握待阙官员资料的人，想不到京城里面可能就只有一个人符合资格。这职位也就自然而然不着痕迹的，落到了那个给主事公吏送礼的人手中。当年桑怿回京城改官，被三班院的公吏索贿，便就是这个道理。桑怿一气之下到了邕州，便是因为邕州的那些职位，挂在三班院衙门口多年，根本没有人指射，桑怿不需要再受人的闲气。
徐平现在的地位，在朝中也就是低于李迪和吕夷简，连副相晏殊都不能压他一头。但一日不入政事堂，他就不能决定哪些是堂除，哪些是常调，不能给西北新设的郡县官员足够的政治政遇。不能吸引到人才来，自己这两年的努力就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