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和赵祯面面相觑，都没有想到这次徐平这么执着。按照以前的性格，徐平很少坚定地反对别人，总是会想种种办法把人说服了再做。印象中例外的一次，还是河南府手里天量的飞票无法兑付，徐平无论如何不同意吕夷简用政治手段解决。近两年过去，回过头来看徐平的坚持是正确的，银行的设立让很多人明白了那样做的意义。
这一次又是这样的固执，不管是谁有反对意见，徐平就是认准了党项会反，认准了西北的战事要打起来。不管别人说什么，徐平就是要用三司的力量，为他认为会发生的战事认真地做着准备。到了今天这一步，那就是弯弓搭弦，只等着一声令下箭射出去了。
战事真地会起来吗？赵祯和李迪的心里也开始嘀咕。他们本来是赞同朝中绝大部分大臣的意见，认为党项元昊只是会闹一些小别扭，反是断然不敢反的。但看徐平的态度，再想一想徐平以前做的事情，真不敢再那样笃定了。
本来徐平自作主张做了这么多事，虽然是在三司的权责范围之内，但不跟中书和皇帝预先请示，就生米煮成了熟饭，赵祯和李迪是可以责备徐平的。可李迪不想这样做，要是几个月后党项突然反了，他还怎么在宰相的位子上坐下去？
吕夷简罢相，尽管是因为王曾用了兑子的办法，但他离去的时候还信心满满，认定过不了多久朝廷必须让他回来，事实却是现在离着宰相的位子越来越远。无他，当时跟他意见相左的徐平这段时间在三司做得太出色了，愈发突显出他当时的错误。
这教训李迪可是记在心里呢，怎么会重复吕夷简的错误，李迪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好冲动的李迪了。乾兴年间丁谓当政，用小花招差点逼得他自杀，听人劝忍了下来，结果前几个月丁谓死在光州，他李迪却在朝里好好地做着宰相呢？
世间事谁说得清？自己看不明白的，谨慎一点总是没有错的。
赵祯的心里还是向着徐平，见再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对徐平道：“既是如此，三司之下便再设一个邮寄司。你列出规例，所需官吏员数，报到中书，别选官员去做。”
徐平捧笏领旨，事情便就定了下来。至于这个邮寄司的级别，主官的任职资格，那不是急切间能够定下来的，后面再慢慢跟几个衙门慢慢掰扯就是。
现在三司所管的事务繁多，属下的衙门数量也不少，特别是像营田务、蔗糖务和银行等等几个经济实体，体量已经太过庞大。现在徐平是三司使的第一任，又正在锐意进行改革，还没有人用这件事情针对他。等到改革进程缓和下来，或者徐平离任换人，必定会有人提出拆分三司。三司再不拆，三司使就要压到几位参知政事之上了。
钱粮为纲这句话不是说说的，一旦在施政中贯彻下去，总揽天下钱粮的三司地位必然上升。三司使有单独奏事的机会，宰相还能压制，参政可是没有办法。
众人商量了一会徐平所提议设立的邮寄衙门，最后确定名称为邮寄司，直隶三司使之下。至于衙门到底怎么运作，等到徐平报上来之后再做定夺。
说了半天，徐平觉得口干舌燥，站得时间太长腿都有点酸了。趁着这个机会，回到位子上坐下喝了一口茶，慢慢缓过劲来。
等到静下来，徐平才又起身上前捧笏奏事：“陛下，年底《会计录》完成，如果朝廷觉得无甚大错，臣请付有司颁印，分发待制以上侍从大臣参阅。还需藏于崇文院，让馆阁官员随时取了阅览。因为此次《会计录》，不仅仅是详记了天下户口赋税，还记了这两年的新政，比如公司，比如银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官员看过之后，对新政当认识得更清楚。”
见赵祯看自己，李迪道：“中书以为此事可行，现在有活字来印，所费并不多，而且方便快捷。最近新政确实不少，一般官员身份所限，难免有管中窥豹之感。如果能详读这一次的《会计录》，可解心中疑惑，对新政认识得更加清楚一些。”
《会计录》的好处就在这里，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的一次总结，不但包括了一段时间的经济数据，而且描绘出了整个经济运行的轮廓。大部分的官员实际上见识还是被自己的身份限制住，对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认识，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补上不足。
事情定下，徐平又道：“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天下钱粮事务，当然也要守规矩。这一两年来，关于三司事务的诏敕极多，在其他衙门的官员眼里，难免显得凌乱，想要了解也无从下手。臣请来年编关于三司钱粮事务的诏敕，以让天下钱粮事有章可循。”
赵祯沉吟：“编敕是朝廷大事，《天圣令》印颁天下未过十年，来年编敕是不是太过密集了些？会不会让官民无所适从？再过两三年，律令当重新看详，你们三司可不可以等到那个时候，跟其他衙门一起来编？诸事合在一起，总是简便些。”
宋朝并没有成文法典，用的是《唐律》，修改用诏、敕、令、例等等方式。所以官员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成例特别重要。宋承唐制，这样做勉强还可以，现在徐平对经济进行了极大的变革，《唐律》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现实了。重修法典是极大的政治动作，而且代表了朝廷的政治态度，徐平现在的地位是不可能做到的。折衷的办法，还是用编敕的形式来确立新法。至于彻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
宋朝初年并没有专门的编敕机构，最早都是由大理寺负责，后来往往临时差官。到了天圣七年，才开始设“详定编敕所”，命宰相吕夷简和枢密副使夏竦提举管勾。那之后，编敕所便就成了专门整理敕令的机构，相当于大宋的立法机关。至于各个衙门和地方州县编敕，除特殊情况都是由本衙门的官员进行，朝廷再专门差官看详删定。
三司的诏敕，自然是由徐平带本衙门的官员整理，不过他这次特意提出来，显然是超出了平常编敕的范围。简单地说，新的各种经济措施需要用成文法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再满足于一诏一敕的解释，而是要形成系统的法令。这样做，就超出了三司的职权，所以徐平才会专门上奏，最好是有如同编敕所一样的专门立法衙门进行。
赵祯自然是知道徐平的意思，也认同有必要这样做。不过自天圣七年颁行天下《天圣令》，到现在刚好九年，稍微嫌早了一些。编敕有期，一般十年，太密了容易让官民产生混乱。赵祯的意思是，如果不是那么急切，三司可以再等上一两年，跟全国性的编敕合并到一起。那时有提举官，有删定官，有看详官，做起来方便而且从容。
徐平却知道等不得了，变法变法，法不变还怎么改革？本来正常的程序，是应该先变法令，再推行改革措施，王安石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便就是如此。徐平因为所进行的改革措施基本与原先的法令没有大的冲突，是用一事一令的方式推行下去，正经说起来算是偷跑。到了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很多弊端开始显现出来，这样下去不行了。比如上次的从京师银行骗贷事件，如果没有后来的各种违法事件，单单骗贷很难处罚，便就是法律已经不能跟现实相适就了。至于公司之间的各种经济矛盾，更加让现有的法律体系捉襟见肘。很多经济矛盾，地方官都不知道该依据什么法条判案。
这种现实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徐平提了出来，不由议论纷纷。
针对经济事务进行编敕是势在必行，不过法令改到什么程度，要遵循什么原则，很难形成一致意见。除三司之外的官员，多是倾向于对法令不要大动，特别是《天圣令》编成不易，已经颁行天下，最好是能纳入到那里面去。而三司官员受徐平影响，也更多地接触具体钱粮事务，知道原有的法律框架很难适应，多倾向于抛弃原有体系。把原先所有关于经济的法条单独摘出来，重新编修删并，形成一部专门的经济法规。这样做，就对原有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冲击，经济法规独立，那其他的法规要不要独立？《唐律》还要不要用？
一时争执不下，最后赵祯道：“此事非小，急切间难下决断，当从长计议。”
李迪道：“陛下所言即是。依臣之见，不如仿天圣年间旧例，设详定三司敕令所，差宰执大臣管勾提举，先提出建议。到底该如何定夺，候详定所上章之后再论。”
赵祯点头同意：“便如此，先设详定三司敕令所，可由陈执中和韩亿提举，三司徐平以下官员看详，共同议事。”
这一次又是这样的固执，不管是谁有反对意见，徐平就是认准了党项会反，认准了西北的战事要打起来。不管别人说什么，徐平就是要用三司的力量，为他认为会发生的战事认真地做着准备。到了今天这一步，那就是弯弓搭弦，只等着一声令下箭射出去了。
战事真地会起来吗？赵祯和李迪的心里也开始嘀咕。他们本来是赞同朝中绝大部分大臣的意见，认为党项元昊只是会闹一些小别扭，反是断然不敢反的。但看徐平的态度，再想一想徐平以前做的事情，真不敢再那样笃定了。
本来徐平自作主张做了这么多事，虽然是在三司的权责范围之内，但不跟中书和皇帝预先请示，就生米煮成了熟饭，赵祯和李迪是可以责备徐平的。可李迪不想这样做，要是几个月后党项突然反了，他还怎么在宰相的位子上坐下去？
吕夷简罢相，尽管是因为王曾用了兑子的办法，但他离去的时候还信心满满，认定过不了多久朝廷必须让他回来，事实却是现在离着宰相的位子越来越远。无他，当时跟他意见相左的徐平这段时间在三司做得太出色了，愈发突显出他当时的错误。
这教训李迪可是记在心里呢，怎么会重复吕夷简的错误，李迪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好冲动的李迪了。乾兴年间丁谓当政，用小花招差点逼得他自杀，听人劝忍了下来，结果前几个月丁谓死在光州，他李迪却在朝里好好地做着宰相呢？
世间事谁说得清？自己看不明白的，谨慎一点总是没有错的。
赵祯的心里还是向着徐平，见再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对徐平道：“既是如此，三司之下便再设一个邮寄司。你列出规例，所需官吏员数，报到中书，别选官员去做。”
徐平捧笏领旨，事情便就定了下来。至于这个邮寄司的级别，主官的任职资格，那不是急切间能够定下来的，后面再慢慢跟几个衙门慢慢掰扯就是。
现在三司所管的事务繁多，属下的衙门数量也不少，特别是像营田务、蔗糖务和银行等等几个经济实体，体量已经太过庞大。现在徐平是三司使的第一任，又正在锐意进行改革，还没有人用这件事情针对他。等到改革进程缓和下来，或者徐平离任换人，必定会有人提出拆分三司。三司再不拆，三司使就要压到几位参知政事之上了。
钱粮为纲这句话不是说说的，一旦在施政中贯彻下去，总揽天下钱粮的三司地位必然上升。三司使有单独奏事的机会，宰相还能压制，参政可是没有办法。
众人商量了一会徐平所提议设立的邮寄衙门，最后确定名称为邮寄司，直隶三司使之下。至于衙门到底怎么运作，等到徐平报上来之后再做定夺。
说了半天，徐平觉得口干舌燥，站得时间太长腿都有点酸了。趁着这个机会，回到位子上坐下喝了一口茶，慢慢缓过劲来。
等到静下来，徐平才又起身上前捧笏奏事：“陛下，年底《会计录》完成，如果朝廷觉得无甚大错，臣请付有司颁印，分发待制以上侍从大臣参阅。还需藏于崇文院，让馆阁官员随时取了阅览。因为此次《会计录》，不仅仅是详记了天下户口赋税，还记了这两年的新政，比如公司，比如银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官员看过之后，对新政当认识得更清楚。”
见赵祯看自己，李迪道：“中书以为此事可行，现在有活字来印，所费并不多，而且方便快捷。最近新政确实不少，一般官员身份所限，难免有管中窥豹之感。如果能详读这一次的《会计录》，可解心中疑惑，对新政认识得更加清楚一些。”
《会计录》的好处就在这里，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的一次总结，不但包括了一段时间的经济数据，而且描绘出了整个经济运行的轮廓。大部分的官员实际上见识还是被自己的身份限制住，对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认识，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补上不足。
事情定下，徐平又道：“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天下钱粮事务，当然也要守规矩。这一两年来，关于三司事务的诏敕极多，在其他衙门的官员眼里，难免显得凌乱，想要了解也无从下手。臣请来年编关于三司钱粮事务的诏敕，以让天下钱粮事有章可循。”
赵祯沉吟：“编敕是朝廷大事，《天圣令》印颁天下未过十年，来年编敕是不是太过密集了些？会不会让官民无所适从？再过两三年，律令当重新看详，你们三司可不可以等到那个时候，跟其他衙门一起来编？诸事合在一起，总是简便些。”
宋朝并没有成文法典，用的是《唐律》，修改用诏、敕、令、例等等方式。所以官员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成例特别重要。宋承唐制，这样做勉强还可以，现在徐平对经济进行了极大的变革，《唐律》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现实了。重修法典是极大的政治动作，而且代表了朝廷的政治态度，徐平现在的地位是不可能做到的。折衷的办法，还是用编敕的形式来确立新法。至于彻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
宋朝初年并没有专门的编敕机构，最早都是由大理寺负责，后来往往临时差官。到了天圣七年，才开始设“详定编敕所”，命宰相吕夷简和枢密副使夏竦提举管勾。那之后，编敕所便就成了专门整理敕令的机构，相当于大宋的立法机关。至于各个衙门和地方州县编敕，除特殊情况都是由本衙门的官员进行，朝廷再专门差官看详删定。
三司的诏敕，自然是由徐平带本衙门的官员整理，不过他这次特意提出来，显然是超出了平常编敕的范围。简单地说，新的各种经济措施需要用成文法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再满足于一诏一敕的解释，而是要形成系统的法令。这样做，就超出了三司的职权，所以徐平才会专门上奏，最好是有如同编敕所一样的专门立法衙门进行。
赵祯自然是知道徐平的意思，也认同有必要这样做。不过自天圣七年颁行天下《天圣令》，到现在刚好九年，稍微嫌早了一些。编敕有期，一般十年，太密了容易让官民产生混乱。赵祯的意思是，如果不是那么急切，三司可以再等上一两年，跟全国性的编敕合并到一起。那时有提举官，有删定官，有看详官，做起来方便而且从容。
徐平却知道等不得了，变法变法，法不变还怎么改革？本来正常的程序，是应该先变法令，再推行改革措施，王安石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便就是如此。徐平因为所进行的改革措施基本与原先的法令没有大的冲突，是用一事一令的方式推行下去，正经说起来算是偷跑。到了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很多弊端开始显现出来，这样下去不行了。比如上次的从京师银行骗贷事件，如果没有后来的各种违法事件，单单骗贷很难处罚，便就是法律已经不能跟现实相适就了。至于公司之间的各种经济矛盾，更加让现有的法律体系捉襟见肘。很多经济矛盾，地方官都不知道该依据什么法条判案。
这种现实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徐平提了出来，不由议论纷纷。
针对经济事务进行编敕是势在必行，不过法令改到什么程度，要遵循什么原则，很难形成一致意见。除三司之外的官员，多是倾向于对法令不要大动，特别是《天圣令》编成不易，已经颁行天下，最好是能纳入到那里面去。而三司官员受徐平影响，也更多地接触具体钱粮事务，知道原有的法律框架很难适应，多倾向于抛弃原有体系。把原先所有关于经济的法条单独摘出来，重新编修删并，形成一部专门的经济法规。这样做，就对原有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冲击，经济法规独立，那其他的法规要不要独立？《唐律》还要不要用？
一时争执不下，最后赵祯道：“此事非小，急切间难下决断，当从长计议。”
李迪道：“陛下所言即是。依臣之见，不如仿天圣年间旧例，设详定三司敕令所，差宰执大臣管勾提举，先提出建议。到底该如何定夺，候详定所上章之后再论。”
赵祯点头同意：“便如此，先设详定三司敕令所，可由陈执中和韩亿提举，三司徐平以下官员看详，共同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