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皇帝中后期迎天书，东封西祀，广撒金钱装点太平气象。从那个时候起，物价便节节攀升，以前或许会有富贵人家窖藏铜钱，这一二十年哪个还会那么傻？
铜钱作为实物货币，一般来说确实可以保持币值的稳定，但前提是能够让铜的实用价值发挥出来。现在朝廷的铜禁一年严似一年，销钱铸器是大罪，实际上断绝了铜钱多发时的退出机制，使民间的铜钱一年多似一年，已经有了向信用货币转化的苗头。
不管是金银布帛还是铜钱，作为实物货币能够保持币值稳定的一个前提就是它们可以方便地退出流通。当社会中的这种货币过多，便会自然地从流通领域退出来，或者被储存，或者被铸成实用的物品，使流通中的货币一直保持一个合适的数量。
现在的铜钱显然已经没有了这个特性，再用实物货币的性质来分析，自然便会犯错误。欧阳修考之古籍，古时可没有如此严厉的铜禁，书里怎么会说明这种情况。
欧阳修是个死硬到底的性子，手里捏着酒杯道：“待制，这话你就说得差了。几十年前国家人口稀少，田地却不少，粮食自然便就便宜！”
“哦，粮食便宜你可以这样说，那么为什么就连银价从每两八百文也涨到一千多文了呢？为什么肉价鱼价通通都涨了呢？”
“那自然是人多了，吃的也多了，用的也多了，价钱自然就涨了！”
徐平一怔，倒还没想到他能说出这道理来。供求关系也是价格的一个决定因素，这倒是没错。这几十年国家休养生息，人口增长很快，这是事实，但用人口的增长直接说明供求关系的变化却是不对的，因为多出来的人口会自然地参与到生产之中。
想了一下，徐平道：“嗯，这许多物品都涨价了，但物品之间作价却没有改变。换句话说，把铜钱去了，以物易物，实际上价钱没涨是不是？”
“不用铜钱了，哪里还有什么价钱可言！”
徐平见欧阳修扬着头，抿着嘴，一副倔强的样子，突然发现自己仅靠三言两语就说服他根本办不到。这才想起，自己前世的课本为什么讲货币的时候是从以物易物讲起，然后引到一般等价物上来，之后才引出货币，然后才能说明货币的性质。
实在是不这么讲，这个问题很难讲清楚，一不小心就陷入无休止的循环论证当中。自己一直想着用这个时代的现实例子讲明白这个问题，实际上不理出系统来，根本是讲不明白的。欧阳修只是性格如此，其他人未必就不是这样想。
通胀是货币相对于所有商品来说钱多了，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也同步增加了，如果欧阳修咬定了价钱上升是人口增加引起的，徐平再说什么也是没用。到了这个地步，根本就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明白的，更何况是在喝得正兴起的时候。
想了一会，徐平对欧阳修道：“既然如此，那我问你，如果现在不用铜钱了，改用其他的东西，比如川峡一带使用的交子来代替铜钱，可不可以？”
欧阳修仰笑道：“哈哈，待制如此问，可正是中了某的计了！前些日子看三司的钱法类书，我早已经把川峡四路的铁钱和交子研究得透彻！还有韩稚圭虽然拙于文章，但事理却说得明白，并没有什么疑难的地方。益州交子务的交子之所以通行无阻，全在于可以随时兑换出钱来，并且不少一文，可不是因为那一张纸。交子务一旦本钱不足，交子就成了废纸，正是因为如此，交子务才收为官办的！”
交子的本质是银行券，这一点徐平早已经研究得明白。只是交子务揽钱之后，直接入了益州府库，并不借出去放贷生息，还不具备银行的基本职能。这倒不是主管交子务的益州官府脑子笨，而是整个社会经济还没有走到生产交换扩大再生产那一步，没有优质而稳定的贷款客户。
这个年代最稳定的贷款对象，其实是种地的农民，他们年年种年年收，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是极为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唐朝以“公廨本钱”为名的官营高利贷会发展出“青苗钱”的原型，要知道那时唐朝官营高利贷是纯粹以营利为目的，利息高，追讨的时间非常长，唐宪宗宽放的标准都是债主累积到本钱十倍、保人五倍才免。
但农民分散，收本息的成本太高，贷款的风险太大，又不是优良的贷款客户。这种矛盾导致官方向农民放贷一直谨慎态度，实际上还是贷款成本太高了。
交子银行券性质的保证靠的不是交子务本身，而是靠的官府。而兑换的铜钱又不像后世西方最开始的银行券，直接与金银挂钩，实际不完全是实物货币。
欧阳修限于时代自然不了解这些分别，但他却清楚知道交子只是铁钱的纸面凭证，而铁钱只是铜钱另一种形式，根本上的价值还要还原到铜钱上来。说起交子，实际上跟说铜钱没有任何区别，他就等着徐平问起，自己有充足的信心驳去。
徐平却道：“我是问你，如果全天下都不行铜钱，而只行交子那种纸券，会如何？”
“待制说笑，百姓又不是傻子，岂会能认一张纸做钱！”
“那如果天下官府，各种税赋，只收这种纸券，连铜钱也不收了呢？”
欧阳修连连摇头：“异想天开！待制这话，太过异想天开了！自古以来，虽然钱制多有变化，刀币布币，不一而足，但还是以铜为根本。汉武帝行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引起动荡，只能昙花一现，终是不可行。连那种都不可以，想用纸券代钱，异想天开！”
徐平这才想起来，汉武帝雄才大略，登基之后意欲有所作为，结果面临货币不足，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其中就有纸币性质的白鹿皮币。当时无论是对货币，还是对商品经济都不了解，当然是引起诸多弊端之后废止，老老实实地去铸五铢钱。
铜钱作为实物货币，一般来说确实可以保持币值的稳定，但前提是能够让铜的实用价值发挥出来。现在朝廷的铜禁一年严似一年，销钱铸器是大罪，实际上断绝了铜钱多发时的退出机制，使民间的铜钱一年多似一年，已经有了向信用货币转化的苗头。
不管是金银布帛还是铜钱，作为实物货币能够保持币值稳定的一个前提就是它们可以方便地退出流通。当社会中的这种货币过多，便会自然地从流通领域退出来，或者被储存，或者被铸成实用的物品，使流通中的货币一直保持一个合适的数量。
现在的铜钱显然已经没有了这个特性，再用实物货币的性质来分析，自然便会犯错误。欧阳修考之古籍，古时可没有如此严厉的铜禁，书里怎么会说明这种情况。
欧阳修是个死硬到底的性子，手里捏着酒杯道：“待制，这话你就说得差了。几十年前国家人口稀少，田地却不少，粮食自然便就便宜！”
“哦，粮食便宜你可以这样说，那么为什么就连银价从每两八百文也涨到一千多文了呢？为什么肉价鱼价通通都涨了呢？”
“那自然是人多了，吃的也多了，用的也多了，价钱自然就涨了！”
徐平一怔，倒还没想到他能说出这道理来。供求关系也是价格的一个决定因素，这倒是没错。这几十年国家休养生息，人口增长很快，这是事实，但用人口的增长直接说明供求关系的变化却是不对的，因为多出来的人口会自然地参与到生产之中。
想了一下，徐平道：“嗯，这许多物品都涨价了，但物品之间作价却没有改变。换句话说，把铜钱去了，以物易物，实际上价钱没涨是不是？”
“不用铜钱了，哪里还有什么价钱可言！”
徐平见欧阳修扬着头，抿着嘴，一副倔强的样子，突然发现自己仅靠三言两语就说服他根本办不到。这才想起，自己前世的课本为什么讲货币的时候是从以物易物讲起，然后引到一般等价物上来，之后才引出货币，然后才能说明货币的性质。
实在是不这么讲，这个问题很难讲清楚，一不小心就陷入无休止的循环论证当中。自己一直想着用这个时代的现实例子讲明白这个问题，实际上不理出系统来，根本是讲不明白的。欧阳修只是性格如此，其他人未必就不是这样想。
通胀是货币相对于所有商品来说钱多了，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也同步增加了，如果欧阳修咬定了价钱上升是人口增加引起的，徐平再说什么也是没用。到了这个地步，根本就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明白的，更何况是在喝得正兴起的时候。
想了一会，徐平对欧阳修道：“既然如此，那我问你，如果现在不用铜钱了，改用其他的东西，比如川峡一带使用的交子来代替铜钱，可不可以？”
欧阳修仰笑道：“哈哈，待制如此问，可正是中了某的计了！前些日子看三司的钱法类书，我早已经把川峡四路的铁钱和交子研究得透彻！还有韩稚圭虽然拙于文章，但事理却说得明白，并没有什么疑难的地方。益州交子务的交子之所以通行无阻，全在于可以随时兑换出钱来，并且不少一文，可不是因为那一张纸。交子务一旦本钱不足，交子就成了废纸，正是因为如此，交子务才收为官办的！”
交子的本质是银行券，这一点徐平早已经研究得明白。只是交子务揽钱之后，直接入了益州府库，并不借出去放贷生息，还不具备银行的基本职能。这倒不是主管交子务的益州官府脑子笨，而是整个社会经济还没有走到生产交换扩大再生产那一步，没有优质而稳定的贷款客户。
这个年代最稳定的贷款对象，其实是种地的农民，他们年年种年年收，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是极为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唐朝以“公廨本钱”为名的官营高利贷会发展出“青苗钱”的原型，要知道那时唐朝官营高利贷是纯粹以营利为目的，利息高，追讨的时间非常长，唐宪宗宽放的标准都是债主累积到本钱十倍、保人五倍才免。
但农民分散，收本息的成本太高，贷款的风险太大，又不是优良的贷款客户。这种矛盾导致官方向农民放贷一直谨慎态度，实际上还是贷款成本太高了。
交子银行券性质的保证靠的不是交子务本身，而是靠的官府。而兑换的铜钱又不像后世西方最开始的银行券，直接与金银挂钩，实际不完全是实物货币。
欧阳修限于时代自然不了解这些分别，但他却清楚知道交子只是铁钱的纸面凭证，而铁钱只是铜钱另一种形式，根本上的价值还要还原到铜钱上来。说起交子，实际上跟说铜钱没有任何区别，他就等着徐平问起，自己有充足的信心驳去。
徐平却道：“我是问你，如果全天下都不行铜钱，而只行交子那种纸券，会如何？”
“待制说笑，百姓又不是傻子，岂会能认一张纸做钱！”
“那如果天下官府，各种税赋，只收这种纸券，连铜钱也不收了呢？”
欧阳修连连摇头：“异想天开！待制这话，太过异想天开了！自古以来，虽然钱制多有变化，刀币布币，不一而足，但还是以铜为根本。汉武帝行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引起动荡，只能昙花一现，终是不可行。连那种都不可以，想用纸券代钱，异想天开！”
徐平这才想起来，汉武帝雄才大略，登基之后意欲有所作为，结果面临货币不足，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其中就有纸币性质的白鹿皮币。当时无论是对货币，还是对商品经济都不了解，当然是引起诸多弊端之后废止，老老实实地去铸五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