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氏富甲江南，一半家产，同样是很可观的数字。不算那些古董、珍玩，以及金银等财产。就光是土地一项，田亩数字就达到百万亩以上。尤其这是江南的上田，顶北方的田地出产为高，论产量，一亩地能顶三亩以上。等到杨承祖将这部分田地的明细，摆在南直隶布政衙门时，南直隶布政饶是二品大员，也被上面的数字吓的一阵心惊肉跳。
南直隶虽然富庶，但是由于公田越来越少，免税土地越来越多，赋税整体上，还是呈走低的态势，至少上缴朝廷的部分，是逐年递减的状态。像是谢家这么大一片地产，真正交税的并没有多少，即便是有人干掉了谢家，也不过是田地换主，不可能拿来交税。
杨承祖的田产，除了他自己名下的一部分外，主要都是皇庄，这些皇田，有转过来赏给新军将士，让他们成为了天子的佃农。还有一部分，则是作为新军的饷源使用，这是上面议定好的，布政这边没法说什么，但是想不明白，既然跟自己没关系，把地契拿到自己布政衙门内，又是为了什么？
大明的军田也要上税，税额比民田还要高，但是，布政衙门就没人想过要去收这些田的税。能收到税，当然是好事，可是如果为了收税得罪了这名权臣，就不够聪明了。收来的赋税大头也是交给朝廷，自己得罪人，何必呢？得罪这种动辄要杀人全家，砍几千颗脑袋不眨眼的主，就更没必要。
南直隶布政李承功颇有些犹豫的看着那些地契“这这是何意？”
“没什么，备案而已。”杨承祖朝着几位布政衙门的人拱拱手“年关了，却要让大家操劳，不好意思了。头我在杨记酒楼开三天流水席，给各位犒劳，一定要来赏光。不过大家还请多费点心，把这些帐记好，免得将来出问题。”
“国朝侵占军田，已经是常态，南京四十九卫的军汉，他们的田地有多少都被人夺了，不用我多说了吧。为了不让新军将士的田产，将来也走到这条路上，也为了皇家田庄不被地方侵夺收成，本官特意向万岁讨了圣旨：新军将士田产，一律禁止买卖。卖田者，鞭四十，买田者，斩！至于其所应付田租子粒，由我杨记代缴，收税的事，跟杨记来算。不过这制度虽然好，没有衙门监督，也是枉然。这就有劳各位，多多费心了。”
卫所军田侵占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交不出租子，只能借贷，借的债务还不上，最后只能卖田，于是军田就变成了民田。军汉无田，最后沦为逃军或是叫花子，战斗力就提不到。新军现在整体上还是积极向上，人人视死如归的局面，不过为了避免将来也成了军卫，就得未雨绸缪。所有该缴的税，杨记包揽，新军的粮食除了自己吃以外，全都要卖给杨记。遇到困难，也由杨记负责借钱给他们，通过这些手段，既保证了他们不至于没田生存，也保证了他们被拘束在土地上，不成为流民以及手工生产者。
除了这部分田租外，原本托庇于谢家的佃户，也是不服徭役，不交役钱的。就是因为投献有各种好处，所以民间投献成风，官府能收的税也就越来越少。现在杨记名下，控制着大量的田产，也就有了大批人身依附的佃户雇农，这部分人的名册，杨承祖已经造好，拿了过来。
“这些人的徭役是负不了，不过该出的钱，杨记会替他们出。从明年开始，我会安排人来付钱，如果谁敢抗税，尽管以王法对待。”
李承功笑着摇头道：“缇帅，不必如此。如今这不交赋税的，不是你一个，有的人不过是个举人，也有着几千亩田地，保着自己一族人不负徭役。这种事官府不是不知道，而是管不了，与他们比起来，缇帅反倒是真的不用承担赋税，这交钱的事，也大可不必。”
“李方伯说的这种事，下官也听说过，一些举人仗着有功名，就敢带头抗租。也正因为有此积弊，苏松才欠税粮数百万石，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官身上担的差事里没有催收课税的事，也就不好越俎代庖，但是下官名下的产业，却必须带头交税，这个规矩，别人可以坏，我不可以。您只管收好，过了年，我派人来交钱。还有杨记在城内的所有生意，谁要是敢不交税，方伯只管下令捉人。”
在他离开布政衙门不久，这番发言和行动，就在南直隶范围内传播开来。东南地面，聪明人还是有不少的，这些话和行为，被人一分析，就有人猜出来，他这一番举动，很可能是要对赋税这一部分下手。
东南的大族豪强，历来有着抗税的优良传统，元朝实行的包税制，让这些名门大多成为包税者。通过这一身份，为家族聚敛了海量的财富，大笔的产业，交不出税的平民，就得把自己的田地卖给这些地主富绅。另一个时空里所谓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人失去土地，只能进城想办法，然后就出现了雇佣工人等事。
那些大家族倒也不是想把人逼的造反，他们会给这些人一条活路，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要的只是田地，毕竟对他们而言，不管金银财宝还是古董奇珍，都不如田地来的可靠。
大明建立之后，他们的生活并没受太大影响，由于浙直是科举大省，朝廷官员里，有一大半是南方人。他们要么是出身名门望族，要么也与这些大家族有关，在朝廷里向来为这些大族说话。朝廷需要增收钱粮赋税时，这些大多会出来替家乡鸣冤，诉说着家乡的艰辛，希望皇帝减免家乡赋税。
当这样出来的大员够多，形成了舆论上的压力，就算是天子，也得考虑一下人心，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即使硬要推行，也往往被下面的人挡去，并不容易收钱。
对于东南的豪门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不交税，或者少交税。像是杨承祖做海贸，如果是损害了其中一部分人利益的话，如果他真要收税，那差不多就是侵害所有人的利益了。
这件事如果真的做了，刚刚平静下来的南方，可能还会出新乱子，但是杨承祖并没有着手去做，最多还是在一种猜测的状态。单纯因为一个猜测，就跟某人不死不休，未免太不成熟。如果这个人还是天子宠臣的话，就更要谨慎处置。谢家的血还没干，没人愿意冒失的一脚踩进必杀陷阱里送死。
经过一番简单的磋商之后，几位东南的头面人物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惹不起躲的起，不能跟他动硬的。既然不希望他在东南搞风搞雨，还是好说好讲，把人送出东南，让他早日离境。另外一方面，就是把手伸到了他的内宅，用传统但有效的手段，开始在他的内宅里制造事端。
南直隶虽然富庶，但是由于公田越来越少，免税土地越来越多，赋税整体上，还是呈走低的态势，至少上缴朝廷的部分，是逐年递减的状态。像是谢家这么大一片地产，真正交税的并没有多少，即便是有人干掉了谢家，也不过是田地换主，不可能拿来交税。
杨承祖的田产，除了他自己名下的一部分外，主要都是皇庄，这些皇田，有转过来赏给新军将士，让他们成为了天子的佃农。还有一部分，则是作为新军的饷源使用，这是上面议定好的，布政这边没法说什么，但是想不明白，既然跟自己没关系，把地契拿到自己布政衙门内，又是为了什么？
大明的军田也要上税，税额比民田还要高，但是，布政衙门就没人想过要去收这些田的税。能收到税，当然是好事，可是如果为了收税得罪了这名权臣，就不够聪明了。收来的赋税大头也是交给朝廷，自己得罪人，何必呢？得罪这种动辄要杀人全家，砍几千颗脑袋不眨眼的主，就更没必要。
南直隶布政李承功颇有些犹豫的看着那些地契“这这是何意？”
“没什么，备案而已。”杨承祖朝着几位布政衙门的人拱拱手“年关了，却要让大家操劳，不好意思了。头我在杨记酒楼开三天流水席，给各位犒劳，一定要来赏光。不过大家还请多费点心，把这些帐记好，免得将来出问题。”
“国朝侵占军田，已经是常态，南京四十九卫的军汉，他们的田地有多少都被人夺了，不用我多说了吧。为了不让新军将士的田产，将来也走到这条路上，也为了皇家田庄不被地方侵夺收成，本官特意向万岁讨了圣旨：新军将士田产，一律禁止买卖。卖田者，鞭四十，买田者，斩！至于其所应付田租子粒，由我杨记代缴，收税的事，跟杨记来算。不过这制度虽然好，没有衙门监督，也是枉然。这就有劳各位，多多费心了。”
卫所军田侵占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交不出租子，只能借贷，借的债务还不上，最后只能卖田，于是军田就变成了民田。军汉无田，最后沦为逃军或是叫花子，战斗力就提不到。新军现在整体上还是积极向上，人人视死如归的局面，不过为了避免将来也成了军卫，就得未雨绸缪。所有该缴的税，杨记包揽，新军的粮食除了自己吃以外，全都要卖给杨记。遇到困难，也由杨记负责借钱给他们，通过这些手段，既保证了他们不至于没田生存，也保证了他们被拘束在土地上，不成为流民以及手工生产者。
除了这部分田租外，原本托庇于谢家的佃户，也是不服徭役，不交役钱的。就是因为投献有各种好处，所以民间投献成风，官府能收的税也就越来越少。现在杨记名下，控制着大量的田产，也就有了大批人身依附的佃户雇农，这部分人的名册，杨承祖已经造好，拿了过来。
“这些人的徭役是负不了，不过该出的钱，杨记会替他们出。从明年开始，我会安排人来付钱，如果谁敢抗税，尽管以王法对待。”
李承功笑着摇头道：“缇帅，不必如此。如今这不交赋税的，不是你一个，有的人不过是个举人，也有着几千亩田地，保着自己一族人不负徭役。这种事官府不是不知道，而是管不了，与他们比起来，缇帅反倒是真的不用承担赋税，这交钱的事，也大可不必。”
“李方伯说的这种事，下官也听说过，一些举人仗着有功名，就敢带头抗租。也正因为有此积弊，苏松才欠税粮数百万石，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官身上担的差事里没有催收课税的事，也就不好越俎代庖，但是下官名下的产业，却必须带头交税，这个规矩，别人可以坏，我不可以。您只管收好，过了年，我派人来交钱。还有杨记在城内的所有生意，谁要是敢不交税，方伯只管下令捉人。”
在他离开布政衙门不久，这番发言和行动，就在南直隶范围内传播开来。东南地面，聪明人还是有不少的，这些话和行为，被人一分析，就有人猜出来，他这一番举动，很可能是要对赋税这一部分下手。
东南的大族豪强，历来有着抗税的优良传统，元朝实行的包税制，让这些名门大多成为包税者。通过这一身份，为家族聚敛了海量的财富，大笔的产业，交不出税的平民，就得把自己的田地卖给这些地主富绅。另一个时空里所谓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人失去土地，只能进城想办法，然后就出现了雇佣工人等事。
那些大家族倒也不是想把人逼的造反，他们会给这些人一条活路，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要的只是田地，毕竟对他们而言，不管金银财宝还是古董奇珍，都不如田地来的可靠。
大明建立之后，他们的生活并没受太大影响，由于浙直是科举大省，朝廷官员里，有一大半是南方人。他们要么是出身名门望族，要么也与这些大家族有关，在朝廷里向来为这些大族说话。朝廷需要增收钱粮赋税时，这些大多会出来替家乡鸣冤，诉说着家乡的艰辛，希望皇帝减免家乡赋税。
当这样出来的大员够多，形成了舆论上的压力，就算是天子，也得考虑一下人心，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即使硬要推行，也往往被下面的人挡去，并不容易收钱。
对于东南的豪门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不交税，或者少交税。像是杨承祖做海贸，如果是损害了其中一部分人利益的话，如果他真要收税，那差不多就是侵害所有人的利益了。
这件事如果真的做了，刚刚平静下来的南方，可能还会出新乱子，但是杨承祖并没有着手去做，最多还是在一种猜测的状态。单纯因为一个猜测，就跟某人不死不休，未免太不成熟。如果这个人还是天子宠臣的话，就更要谨慎处置。谢家的血还没干，没人愿意冒失的一脚踩进必杀陷阱里送死。
经过一番简单的磋商之后，几位东南的头面人物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惹不起躲的起，不能跟他动硬的。既然不希望他在东南搞风搞雨，还是好说好讲，把人送出东南，让他早日离境。另外一方面，就是把手伸到了他的内宅，用传统但有效的手段，开始在他的内宅里制造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