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秋天，一个收获的季节。
小山似的棒子秸和金黄的大棒子，满地都是。
费凡跟几个车老板子卸完了车，把牛交给饲养员，扛起鞭子回家了。
离家还有几十步远，感到惊诧和莫名了。
低矮的栅栏院门，两匹鞍韂齐备的高头大马。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费璋校长被揪出来打倒，费凡在中学“站错了队”，费家的门前早已是门可罗雀多年了。
“唉！是不是又来抄家了，抄就抄吧，反正也没啥了。唉，是不是又让我去什么学习班呀，去就去吧。”
费凡在心里长长叹息了一声，摆出了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向前走着。
习惯成自然了！
破帽掩面，老老实实地种地，这么多年来，怎么就没有一件让人感觉稍微好受些的好事儿呢？
习惯成自然吧！
五天前，大队革委会通知一个只读过四年小学的人去学校当了一个语文老师。
习惯成自然吧，万念俱灰的时候，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思考着，猜疑着，脚步沉重着，迟缓着。
“回来了，累了吧，快上屋，看谁来了！”
胡芳早早地从半扇子的窗玻璃里看到了进院的男人，早早地迎了出去，难得地笑着。
春风拂面。
费凡有些不知所措，猫一下腰，进了那个比窝棚还窝棚的小屋子。
一个认得，是四十八顷大队学校的张主任。
一个不认得，中等身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面色白净，看上去挺和蔼可亲，就是不知何方神圣。
“回来了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黑鱼泡子学校的刘主任，有事儿跟你说。”
张主任见费凡进屋，屁股从炕沿上出溜下来，指着那个“神圣”，说，笑呵呵地。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去我们学校教学。”
“别的你不用管，公社革委会那里我去过了，大队革委会那里也刚刚跟他们说通了，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就看你自己了。”
刘主任见费凡满脸迟疑的样子，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行，我去！”
迟疑了一会儿，费凡答应了，胡芳早已是满脸的阳光灿烂了。
小屋子里充满了阳光，真好！
“我来时，是骑着一匹马，挎着一匹马，要是能行的话，我把马留一匹给你，明天你就去，骑着它，我先走了。”
刘主任的细心，费凡真的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临行前，费凡去见了费璋，这样的好事儿，怎么也得与父亲分享一下吧，也算是告个别。
费璋安静地听着，坐在那里，没有讲一句支持抑或是告诫的话，只是从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柔和的目光。
其中，更多的是凄凉。
这个父亲是内疚的，他一直为不能给自己的儿女们带来好运而内疚。
文革前，姓费的这个家族有十数人在做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工作。
他们曾自豪地开玩笑说，他们费家就可以办一所学校的，而且校长、教师齐全。
文革中，这个家族毁了。
大概，这就是这位父亲那复杂眼神的含义吧！
怀疑，害怕，担心，高兴！
大概，如此杂乱的形容词，也无法形容这位父亲的复杂心情吧。
费凡出发了！
“啊！”
费凡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晾菜桩子上解下马缰绳，牵着马，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自己的篱笆院儿。
他深深地打量了一下他那个伸手就可以触到茅檐的两间干打垒土房，在妻子和病病歪歪的大儿子的陪同下，走出了家门。
费凡的大儿子就是费目。
“啊啊呀！”
村头，骑在马背上的费凡终于有机会可以大喊一嗓子了，那憋闷了整整六年的眼泪终于可以随风而飞，如雨！
告别了，告别了一个时代，告别了一个时代强加给这个人的所有屈辱与不幸吧！
哲人说过，世界上原本没有幸福也没有痛苦，只是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
或许吧，哲人是对的。
至少，在那时那刻，这个男人是处于一种幸福的状态的，他刚刚从别一种状态中走出来。
如此强烈的对比，实难形容。
费目思考了很久，也无法找到一个或几个形容词，形容父亲当时的心情。
他想，父亲的眼前，当时肯定是打开了两扇大门。
那两扇大门，原来是沉重的，黑漆漆的，压得人喘不上气的。
一旦打开，就豁然开朗，给点儿阳光就灿烂吧！
笼中的那只鸟儿，笼门打开了，你就飞吧，能飞多远就多远！
费凡双脚一磕马肚子，扬长而去了。
黑鱼泡子，地如其名，有很多的湿地，有很多的泡子，泡子里有很多的黑鱼。
现在，黑鱼泡子早已名不符实了，很多的湿地成了很多的稻田，很多泡子没了，泡子里的很多黑鱼没了。
又据说，现在那里出产的“有机大米”要卖到好几十块钱，可那泡子里的黑鱼却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了。
这样的一笔账，怎么算才是最合适的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黑鱼泡子的后代肯定是吃不到黑鱼了。
“爷呀，奶呀，我们这里为什么叫这么一个怪名字呀！”
不知，在将来，将来的儿女们向将来的爷爷和奶奶询问这样一个问题时，他们又会做何感想！
什么都没了，有钱何用！
黑鱼泡子距离四十八顷有近百里地，同属于一个公社，其间全是起伏连绵的科尔沁沙地在紧紧地依偎着那条蜿蜒曲折的老哈河。
费凡差不多是马不停蹄地走了一整天，才到。
正式成为了一个民办教师，月薪是国家每月补五块，生产队记三十个工分，每个工分值七毛钱。
总收入是二十五、六块钱，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最起码比普通庄稼汉多了五块钱吧。
最起码，这是一个让人看得起的职业。
最起码，在这样一个“位卑则足羞”的国度里，可以不再“位卑则足羞”了吧。
这个刚刚当上民办教师的民办教师感觉非常的知足。
他至今，还常常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他讲的第一堂课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个让一个叫魏巍的人成为魏巍的好文章。
现在也是这样的，只要唱好一首歌，拍好一部戏，就可以成名成腕儿的，就可以坐吃山空了。
世代教书匠的遗传基因产生了作用，刚刚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力量使然。
多少年以后，当费目劲儿巴力地当上一名记者时，他明白了父亲当时的力量之源！
这在费家，叫“不蒸馒头争口气”的！
费凡找遍了学校所有有关的图书资料，还费尽脑汁地鼓捣出了一张“松谷峰战役形势图”。
课堂上，这个在头几天还在赶牛车的高中生凭借着腔调的抑扬，把他的学生们带进了课本，进入到那硝烟滚滚、殊死搏杀的抗美援朝战场。
下课的钟声响了，这个民办教师的第一课结束了。
“课上得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刘主任的话，费凡知道，第一炮打了出去，打响了。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他是怎么当上这个民办教师的。
原来，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历史的机遇。
1972年，是文革史上的“资产阶级回潮”阶段，有一批从沈阳来的“五七战士”落户到老哈河畔。
这些人中，有大学教授，有干部。
这些人，虽然是被下放下来的，可因为是从高的地方落到低的地方的，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他们说，教学要想提高质量，没有好教师怎么行呢？
于是，学校革委会的主任们便扳起手指头，算起了全公社还有没有高中生。
只有费凡一个！
这才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这一段的经历，深深地留在了费凡的心里。
2007年，赤城市教育局要费凡编写《赤城六十年基础教育史》。
在写文革十年动乱对基础教育的摧残与破坏时，他将1972年作为一个文革插曲的一点曙光写进初稿中，遭到一位资深老局长的坚决反对。
“文化大革命是绝对错的，不能写这样的事儿。”
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删掉一段历史。
历史啊，你真是人写的哟！
小山似的棒子秸和金黄的大棒子，满地都是。
费凡跟几个车老板子卸完了车，把牛交给饲养员，扛起鞭子回家了。
离家还有几十步远，感到惊诧和莫名了。
低矮的栅栏院门，两匹鞍韂齐备的高头大马。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费璋校长被揪出来打倒，费凡在中学“站错了队”，费家的门前早已是门可罗雀多年了。
“唉！是不是又来抄家了，抄就抄吧，反正也没啥了。唉，是不是又让我去什么学习班呀，去就去吧。”
费凡在心里长长叹息了一声，摆出了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向前走着。
习惯成自然了！
破帽掩面，老老实实地种地，这么多年来，怎么就没有一件让人感觉稍微好受些的好事儿呢？
习惯成自然吧！
五天前，大队革委会通知一个只读过四年小学的人去学校当了一个语文老师。
习惯成自然吧，万念俱灰的时候，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思考着，猜疑着，脚步沉重着，迟缓着。
“回来了，累了吧，快上屋，看谁来了！”
胡芳早早地从半扇子的窗玻璃里看到了进院的男人，早早地迎了出去，难得地笑着。
春风拂面。
费凡有些不知所措，猫一下腰，进了那个比窝棚还窝棚的小屋子。
一个认得，是四十八顷大队学校的张主任。
一个不认得，中等身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面色白净，看上去挺和蔼可亲，就是不知何方神圣。
“回来了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黑鱼泡子学校的刘主任，有事儿跟你说。”
张主任见费凡进屋，屁股从炕沿上出溜下来，指着那个“神圣”，说，笑呵呵地。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去我们学校教学。”
“别的你不用管，公社革委会那里我去过了，大队革委会那里也刚刚跟他们说通了，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就看你自己了。”
刘主任见费凡满脸迟疑的样子，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行，我去！”
迟疑了一会儿，费凡答应了，胡芳早已是满脸的阳光灿烂了。
小屋子里充满了阳光，真好！
“我来时，是骑着一匹马，挎着一匹马，要是能行的话，我把马留一匹给你，明天你就去，骑着它，我先走了。”
刘主任的细心，费凡真的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临行前，费凡去见了费璋，这样的好事儿，怎么也得与父亲分享一下吧，也算是告个别。
费璋安静地听着，坐在那里，没有讲一句支持抑或是告诫的话，只是从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柔和的目光。
其中，更多的是凄凉。
这个父亲是内疚的，他一直为不能给自己的儿女们带来好运而内疚。
文革前，姓费的这个家族有十数人在做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工作。
他们曾自豪地开玩笑说，他们费家就可以办一所学校的，而且校长、教师齐全。
文革中，这个家族毁了。
大概，这就是这位父亲那复杂眼神的含义吧！
怀疑，害怕，担心，高兴！
大概，如此杂乱的形容词，也无法形容这位父亲的复杂心情吧。
费凡出发了！
“啊！”
费凡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晾菜桩子上解下马缰绳，牵着马，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自己的篱笆院儿。
他深深地打量了一下他那个伸手就可以触到茅檐的两间干打垒土房，在妻子和病病歪歪的大儿子的陪同下，走出了家门。
费凡的大儿子就是费目。
“啊啊呀！”
村头，骑在马背上的费凡终于有机会可以大喊一嗓子了，那憋闷了整整六年的眼泪终于可以随风而飞，如雨！
告别了，告别了一个时代，告别了一个时代强加给这个人的所有屈辱与不幸吧！
哲人说过，世界上原本没有幸福也没有痛苦，只是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
或许吧，哲人是对的。
至少，在那时那刻，这个男人是处于一种幸福的状态的，他刚刚从别一种状态中走出来。
如此强烈的对比，实难形容。
费目思考了很久，也无法找到一个或几个形容词，形容父亲当时的心情。
他想，父亲的眼前，当时肯定是打开了两扇大门。
那两扇大门，原来是沉重的，黑漆漆的，压得人喘不上气的。
一旦打开，就豁然开朗，给点儿阳光就灿烂吧！
笼中的那只鸟儿，笼门打开了，你就飞吧，能飞多远就多远！
费凡双脚一磕马肚子，扬长而去了。
黑鱼泡子，地如其名，有很多的湿地，有很多的泡子，泡子里有很多的黑鱼。
现在，黑鱼泡子早已名不符实了，很多的湿地成了很多的稻田，很多泡子没了，泡子里的很多黑鱼没了。
又据说，现在那里出产的“有机大米”要卖到好几十块钱，可那泡子里的黑鱼却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了。
这样的一笔账，怎么算才是最合适的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黑鱼泡子的后代肯定是吃不到黑鱼了。
“爷呀，奶呀，我们这里为什么叫这么一个怪名字呀！”
不知，在将来，将来的儿女们向将来的爷爷和奶奶询问这样一个问题时，他们又会做何感想！
什么都没了，有钱何用！
黑鱼泡子距离四十八顷有近百里地，同属于一个公社，其间全是起伏连绵的科尔沁沙地在紧紧地依偎着那条蜿蜒曲折的老哈河。
费凡差不多是马不停蹄地走了一整天，才到。
正式成为了一个民办教师，月薪是国家每月补五块，生产队记三十个工分，每个工分值七毛钱。
总收入是二十五、六块钱，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最起码比普通庄稼汉多了五块钱吧。
最起码，这是一个让人看得起的职业。
最起码，在这样一个“位卑则足羞”的国度里，可以不再“位卑则足羞”了吧。
这个刚刚当上民办教师的民办教师感觉非常的知足。
他至今，还常常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他讲的第一堂课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个让一个叫魏巍的人成为魏巍的好文章。
现在也是这样的，只要唱好一首歌，拍好一部戏，就可以成名成腕儿的，就可以坐吃山空了。
世代教书匠的遗传基因产生了作用，刚刚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力量使然。
多少年以后，当费目劲儿巴力地当上一名记者时，他明白了父亲当时的力量之源！
这在费家，叫“不蒸馒头争口气”的！
费凡找遍了学校所有有关的图书资料，还费尽脑汁地鼓捣出了一张“松谷峰战役形势图”。
课堂上，这个在头几天还在赶牛车的高中生凭借着腔调的抑扬，把他的学生们带进了课本，进入到那硝烟滚滚、殊死搏杀的抗美援朝战场。
下课的钟声响了，这个民办教师的第一课结束了。
“课上得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刘主任的话，费凡知道，第一炮打了出去，打响了。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他是怎么当上这个民办教师的。
原来，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历史的机遇。
1972年，是文革史上的“资产阶级回潮”阶段，有一批从沈阳来的“五七战士”落户到老哈河畔。
这些人中，有大学教授，有干部。
这些人，虽然是被下放下来的，可因为是从高的地方落到低的地方的，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他们说，教学要想提高质量，没有好教师怎么行呢？
于是，学校革委会的主任们便扳起手指头，算起了全公社还有没有高中生。
只有费凡一个！
这才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这一段的经历，深深地留在了费凡的心里。
2007年，赤城市教育局要费凡编写《赤城六十年基础教育史》。
在写文革十年动乱对基础教育的摧残与破坏时，他将1972年作为一个文革插曲的一点曙光写进初稿中，遭到一位资深老局长的坚决反对。
“文化大革命是绝对错的，不能写这样的事儿。”
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删掉一段历史。
历史啊，你真是人写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