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渐渐炎热，皇家农业公司组织的流民、佃农依旧辛勤的开垦着荒地，修缮着水利，只见一片片荒地中，已经种满了红薯。
这些开垦出来的土地已经逐渐分配了下去，一个个皇庄划分了出来。每个皇庄一百户，每户三十亩土地。
每一座皇庄的聚居点都经过了规划，显得整齐划一，每个皇庄的建筑分布，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座座木屋搭盖了起来，这些木屋尽管比较简单，成本很低。但还算坚固，而且能够很好的遮风挡雨。
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在众多劳动力的齐心协力下，这些木屋被很快速的就搭建了出来。一户户流民、佃农住进了这些屋子。
只不过今年地里种的都是红薯，而且这些红薯暂时还是公有的。要到这些红薯收获后，土地才会正式给他们耕种。
皇庄之中，没有宗族势力。推行的是保甲制，甲长、保长陆续推举了出来，开始组织在皇庄中住下的青壮继续出工修缮水利，以及其他公共设施。
安定下来的流民、佃农，一个个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此时皇帝给了他们口粮，完全不用怕被饿到。
耕牛已经陆续到位，接下来种子、农具都会发下来。安定、丰足，是希望的所在。皇帝给了他们资源和安定的保障，只要肯干活就能丰足。
皇庄的制度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保甲制是核心，保甲制除了防止犯罪之外，保长、甲长还必须保证皇庄的卫生情况，皇庄内的每户百姓，要定期打扫屋子。同时每个皇庄配备了一个分男女的公共澡堂，皇庄内的居民要定期洗头、洗澡，以保证卫生，防止疾病和瘟疫的发生。同时每十个皇庄，会配备一个诊所，小病照常收费，大病的诊金、药费则由皇家出。
每十个皇庄，设立一个农业站，专门指导农民进行农业、养殖生产。生产模式与普通地主的佃农不同，佃农生产自由度较高，但是皇庄的生产，却是要听指挥，统一出工进行农忙生产。生病无法劳动，则由同保甲的农户帮忙完成，以确保土地产出，并帮助伤病农户度过难关。
农闲时期，则组织劳动力对水利设施进行维护，获建设其他的公共设施。
这是一个明代版‘新农村’工程，其目的一是稳定，二则是充分利用劳动力。
华北平原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确实让人感觉不太乐观，特别是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很多劳动力忙完那么点土地的农活，很多时候就无所事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打屁，一天就那么过去了，什么也没做成，劳动力被大量浪费。
就像是后世的印度，为什么那么贫穷？就是因为劳动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很多人闲着没事干，所以穷。中国经济发展更好，那是把大量人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创造了经济价值。
皇庄制度一来确保农户收入，并且提供了足够的社会保障。同时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农忙的时候统一生产，农闲的时候统一建设，只有婚丧喜事、节假日才会闲下来。
皇庄对婚丧喜事的规格都做出了规定，所有皇庄农户的婚丧喜事，都不能超过一定成本和规模，避免了互相攀比而把钱财浪费在这上面，从而提高农户的抗灾能力。
此外还有很多规定，例如禁止赌博、酗酒、家庭暴力。而偷盗、斗殴之类的犯罪活动，本身就属于保甲制的防范范围。
另外每个皇庄都会定期组织一定的军事训练，主要目的还是防范匪盗，至于抗击野猪皮，朱由校觉得并不需要这些农户，而是需要职业军人，所以这种军事训练并不需要太频繁。
这样的制度下来，皇庄的农户生活将会非常稳定。通过水利的不断修缮、维护，以及皇家的赈济、免除佃租，不仅能抗击天灾，保甲制还能避免人祸。卫生、医疗同样也具备了。而禁止赌博，丧葬婚事规格的限制也使农户的财产得到一定保障。
乱世重在安民，要想稳定北方，安民是根本问题。
朱由校还打算在皇庄设立学堂，让孩子能够上学。不过朱由校暂时不打算照搬儒家那一套。
儒家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真心有些过时的，你整天喊忠君什么的，也就像是后世xx精神之类的口号，在利益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这年头的儒家文化已经‘入魔’了，对儒家圣贤之言不断考究再考究，然后不断的提出各种解释、角度，说白了就是玩文字游戏，整天不干正事，越玩越离谱。而且还能解释出许多歪理邪说出来，断章取义之风盛行于世。
这年头的儒家文化，也已经不是最初的儒家文化，此时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经过历代统治者的需求，以及儒家文人为了分享统治利益的迎合，从而演变过来的。统治者影响儒家文化，儒家文人又对统治者产生洗脑，早就严重‘歪楼’了，并已经从儒家发展到‘儒教’，宗教通常具备一定的极端性，并且具备宗教能量场，从而使神职人员能够施展一些让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法术’。天下读书人多了，形成儒教信仰，同样也形成了自己的能量场。
中国的宗教，也就是道教、佛教、儒教。
其中道教是以道家文化发展而来，但道家文化以无为思想为核心，所以道教很难极端起来，从而在与佛教的竞争当中被击败。再则，道教自东汉末年之后，因为有义仓、修路等公益活动以及教化意义，被历代朝廷收编成了官方宗教，民间宗教精英很多时候难以获得官方编制，因而转投佛教，将外来佛教进行一番本土化，外来佛教实际上相当于是‘壳资源’，发展到宋代的时候，三教合流，互相抄来抄去，本质上区别不大。
之所以会三教合流，主要还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便是以‘道家文化’为基础的，道家流传下来的阴阳五行、河图洛书这套理论，道教、佛教、儒教都在用。
西方国家被基督教所影响，甚至是严重干预。而中国尽管看上去皇帝没有被宗教影响，但实际上却是被儒教所严重干预。
儒家文人，张口闭口就是孔圣人，以‘圣人’的教条来驳斥皇帝，或约束、指导皇帝的行为。特别是到了明代，这种歪风邪气更是空前高涨。很多文人一边用儒家的东西来约束皇帝，一边自己却又不当回事。
书度多了，这些文人对圣人早就过了朦胧的‘崇拜’阶段，通过了解圣人的事迹、思想等等，就会发现原来儒家圣人也就是那么回事，只是被后人不断拔高了而已。所以才产生越读书越反动的现象，这就是物极必反。
所以说，儒家的东西还是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是教育方面不能让人整天去研究这个，这样不仅达不到效果，还会事与愿违产生反效果。
朱由校想如今要打破儒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地位，只是一时半会还做不到，只能慢慢打开缺口。
皇家科技学院第一届招生，就是为了打开这个缺口。
自招生告示张贴到北方各省各州县后，顿时引起了文人的热议。
“皇家科技学院？这是什么东西？”
“上面不是写着嘛！研究农事、机械之类，这天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奇技淫巧有什么好研究的。”
“是啊！有辱斯文。”
一群文人纷纷发表言论，言语中对皇帝并无太多敬畏之意。也许明代皇帝，是历代皇帝中最‘**丝’的。也不知是不是明代妃子都是出自民间，或是太祖出于平民之家，明代皇帝的性格和平民百姓有很多类似。加之地方高度自治，皇帝存在感低得很。言语中稍显不敬，也无人追究。
尽管不少文人对皇家科技学院嗤之以鼻，然而天下有识之士却并不稀少，明代两百多年下来，八股之害早已被很多文人所知。特别是那些考取功名无望的文人，看到这个招生告示，纷纷双眼放光，纷纷在当地官府拿了证明，赶往省会参加招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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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开垦出来的土地已经逐渐分配了下去，一个个皇庄划分了出来。每个皇庄一百户，每户三十亩土地。
每一座皇庄的聚居点都经过了规划，显得整齐划一，每个皇庄的建筑分布，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座座木屋搭盖了起来，这些木屋尽管比较简单，成本很低。但还算坚固，而且能够很好的遮风挡雨。
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在众多劳动力的齐心协力下，这些木屋被很快速的就搭建了出来。一户户流民、佃农住进了这些屋子。
只不过今年地里种的都是红薯，而且这些红薯暂时还是公有的。要到这些红薯收获后，土地才会正式给他们耕种。
皇庄之中，没有宗族势力。推行的是保甲制，甲长、保长陆续推举了出来，开始组织在皇庄中住下的青壮继续出工修缮水利，以及其他公共设施。
安定下来的流民、佃农，一个个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此时皇帝给了他们口粮，完全不用怕被饿到。
耕牛已经陆续到位，接下来种子、农具都会发下来。安定、丰足，是希望的所在。皇帝给了他们资源和安定的保障，只要肯干活就能丰足。
皇庄的制度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保甲制是核心，保甲制除了防止犯罪之外，保长、甲长还必须保证皇庄的卫生情况，皇庄内的每户百姓，要定期打扫屋子。同时每个皇庄配备了一个分男女的公共澡堂，皇庄内的居民要定期洗头、洗澡，以保证卫生，防止疾病和瘟疫的发生。同时每十个皇庄，会配备一个诊所，小病照常收费，大病的诊金、药费则由皇家出。
每十个皇庄，设立一个农业站，专门指导农民进行农业、养殖生产。生产模式与普通地主的佃农不同，佃农生产自由度较高，但是皇庄的生产，却是要听指挥，统一出工进行农忙生产。生病无法劳动，则由同保甲的农户帮忙完成，以确保土地产出，并帮助伤病农户度过难关。
农闲时期，则组织劳动力对水利设施进行维护，获建设其他的公共设施。
这是一个明代版‘新农村’工程，其目的一是稳定，二则是充分利用劳动力。
华北平原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确实让人感觉不太乐观，特别是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很多劳动力忙完那么点土地的农活，很多时候就无所事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打屁，一天就那么过去了，什么也没做成，劳动力被大量浪费。
就像是后世的印度，为什么那么贫穷？就是因为劳动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很多人闲着没事干，所以穷。中国经济发展更好，那是把大量人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创造了经济价值。
皇庄制度一来确保农户收入，并且提供了足够的社会保障。同时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农忙的时候统一生产，农闲的时候统一建设，只有婚丧喜事、节假日才会闲下来。
皇庄对婚丧喜事的规格都做出了规定，所有皇庄农户的婚丧喜事，都不能超过一定成本和规模，避免了互相攀比而把钱财浪费在这上面，从而提高农户的抗灾能力。
此外还有很多规定，例如禁止赌博、酗酒、家庭暴力。而偷盗、斗殴之类的犯罪活动，本身就属于保甲制的防范范围。
另外每个皇庄都会定期组织一定的军事训练，主要目的还是防范匪盗，至于抗击野猪皮，朱由校觉得并不需要这些农户，而是需要职业军人，所以这种军事训练并不需要太频繁。
这样的制度下来，皇庄的农户生活将会非常稳定。通过水利的不断修缮、维护，以及皇家的赈济、免除佃租，不仅能抗击天灾，保甲制还能避免人祸。卫生、医疗同样也具备了。而禁止赌博，丧葬婚事规格的限制也使农户的财产得到一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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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真心有些过时的，你整天喊忠君什么的，也就像是后世xx精神之类的口号，在利益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这年头的儒家文化已经‘入魔’了，对儒家圣贤之言不断考究再考究，然后不断的提出各种解释、角度，说白了就是玩文字游戏，整天不干正事，越玩越离谱。而且还能解释出许多歪理邪说出来，断章取义之风盛行于世。
这年头的儒家文化，也已经不是最初的儒家文化，此时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经过历代统治者的需求，以及儒家文人为了分享统治利益的迎合，从而演变过来的。统治者影响儒家文化，儒家文人又对统治者产生洗脑，早就严重‘歪楼’了，并已经从儒家发展到‘儒教’，宗教通常具备一定的极端性，并且具备宗教能量场，从而使神职人员能够施展一些让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法术’。天下读书人多了，形成儒教信仰，同样也形成了自己的能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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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道教是以道家文化发展而来，但道家文化以无为思想为核心，所以道教很难极端起来，从而在与佛教的竞争当中被击败。再则，道教自东汉末年之后，因为有义仓、修路等公益活动以及教化意义，被历代朝廷收编成了官方宗教，民间宗教精英很多时候难以获得官方编制，因而转投佛教，将外来佛教进行一番本土化，外来佛教实际上相当于是‘壳资源’，发展到宋代的时候，三教合流，互相抄来抄去，本质上区别不大。
之所以会三教合流，主要还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便是以‘道家文化’为基础的，道家流传下来的阴阳五行、河图洛书这套理论，道教、佛教、儒教都在用。
西方国家被基督教所影响，甚至是严重干预。而中国尽管看上去皇帝没有被宗教影响，但实际上却是被儒教所严重干预。
儒家文人，张口闭口就是孔圣人，以‘圣人’的教条来驳斥皇帝，或约束、指导皇帝的行为。特别是到了明代，这种歪风邪气更是空前高涨。很多文人一边用儒家的东西来约束皇帝，一边自己却又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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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儒家的东西还是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是教育方面不能让人整天去研究这个，这样不仅达不到效果，还会事与愿违产生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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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招生告示张贴到北方各省各州县后，顿时引起了文人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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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文人纷纷发表言论，言语中对皇帝并无太多敬畏之意。也许明代皇帝，是历代皇帝中最‘**丝’的。也不知是不是明代妃子都是出自民间，或是太祖出于平民之家，明代皇帝的性格和平民百姓有很多类似。加之地方高度自治，皇帝存在感低得很。言语中稍显不敬，也无人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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