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想起了月儿姑娘说的那句关键性的信息：林胡人勾搭的对象竟然是国君的亲戚，那么在赵国，什么人是国君的亲戚呢？
不外乎就是两类人，首先就是与他同姓同宗的赵氏宗室子弟，另外就是君后一系的外戚。自从太子赵雍被封立为太子之后，母以子贵，他的母亲，也就是孟婷的姐姐孟娟就被册立为君后，那么外戚就是孟氏一族了。
与林胡人勾结，意欲不利于赵国，好像孟氏没必要这么做，因为他们的外甥太子赵雍即将即位，赵国的天下就是赵雍来掌握，孟氏岂不是也会跟着沾光？他们何苦自毁前程呢？
苏秦由此想到：“如果是林胡人所说的没错，那么与林胡部落勾结的赵侯的所谓亲戚就一定是赵氏子弟了。”
那么赵氏子弟为什么要勾结林胡人呢？难道他们是暗藏着夺取政权的野心，仍然不甘心于奉阳君赵成、宣阳君赵运的篡位失败，意欲再在储君废立上掀起波澜吗？
苏秦想到了赵国宗室势力的强大，内部的勾心斗角，不由得将怀疑的重点又转向了这个方面。
以苏秦的游历，他深深地知道东方诸侯国家内政的最大弊端在哪里。它们与秦国相比较，都是因为国君宗室势力太过强大，所推行的改革很难坚持，甚至最终都会无疾而终，宣告了失败。
吴起在楚国的变革就是如此，最后落得一个身败名裂，惨死楚国贵族的屠刀之下。
齐王田辟疆的父亲齐威王算得上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但是只是从外朝政治上启用了邹忌、孙膑等贤人，从而造成了政坛的耳目一新，然而，人亡政息，到了齐王田辟疆这一代，仍然是田氏宗族势力尾大不掉。苏秦曾经历过齐国正卿田同之乱，对此深有感触。即便是田同逃亡之后，接替他的仍然是田辟疆的另一位叔叔田成。
魏国的政治在魏文侯一代是有重大的改革的，开启了战国改革风气，但是到了他的儿子魏武侯时，就开始排挤吴起、商鞅等改革家，回到了老路上，之后的孙子魏惠王、曾孙魏王魏嗣时期，百年之间，由盛转衰，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国力一落千丈。
燕国和韩国更不用说，一方面比较小弱，另一方面也处处受制于本国的旧贵族势力，难有作为。当然也不能排除偶尔地爆发。因为在这样的招贤纳士、崇尚变革的时代，谁能保证有哪一个国家出现一个有为的君主，任命贤良的执政大臣，推行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从而造成国家面貌的焕然一新呢？
三十年前韩国的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推行改革十九年，内修法度，韩国国力一度增强，从而造成了秦国虽虎视眈眈，但是却不敢加兵于韩国渑池。可惜的是到了韩侯韩固这一代，不能持续韩昭侯时代的清明政治，国力又有所衰减。
至于燕国，目前是死气沉沉，如同一位染上了沉疴的病人，只能期待以后有一位有为君主，也许他的爆发，闪现那刹那的光芒，令齐国等强国臣服脚下。但是从长久来看，如果不能使变革的成果变成体制，保持不住变革的成果，那也只是昙花一现。
苏秦最寄予希望的正是赵国，因为赵国北边是大片的胡人之地，腹心之中是小小国家中山国，它在北边、东北并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有地利之便。
而且赵国的国土面积广大，很有发展的潜力，如果能根除掉旧贵族的势力，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与秦国相颉颃的东方大国。
赵国如能顺利崛起，秦国再欲侵凌东方诸侯，一统天下，恐怕并非易事。
当然，赵国崛起之后，也需小心为证，否则一旦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那么局面也是不可收拾的。
在这样的竞争惨烈的时代，没有哪个诸侯国可以犯下大错，就连强大的秦国也不例外。苏秦曾游历过秦国，了解秦君赢驷，准确的说，如今应该说是秦王赢驷，他的魏王后所生的儿子赢荡是一个很不稳重的人，好勇斗狠，目中无人。反倒是野心勃勃的嫔妃芈八子所生的儿子嬴稷聪明伶俐，又沉稳老练。
但是赢荡是嫡出的长子，而嬴稷则是庶出的孩子，如无变化，君位应该是赢荡继承。以赢荡的粗野蛮干，一旦秦王赢驷去世，张仪师弟恐怕也必须尽快离开秦国，否则商鞅的被车裂之祸，极可能降临到他的头上。
选择赢荡，则秦国霸业难成，选择嬴稷则六国休矣。在赢荡和嬴稷之间，历史会给出一个降福于秦的绝大的恩惠吗？这般事关天下走势的选择，岂是凡人所能主宰的。
偶然，还是必然？
合纵联盟走到了这一步，处处受制于师弟张仪的连横制约，恐怕再也难有团结一心的局面。此刻的苏秦只能调整策略，他的最大愿望，正是要通过合纵联盟，为赵国的崛起创造出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真正地将合纵的利益落到了实处。
一旦赵国在合纵中崛起，将来秦国也会对他刮目相看，就连秦国的公子也会派到赵国来做人质，这也完全可能。
苏秦想到了那种场景，才觉得自己在这个合纵的舞台上，所作所为的成果有了回报。
而除了赵国之外，再在东方诸侯之中寻找这样的国家，寻找这样的机会，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也正是在渑池之战之前，苏秦通过肥义带回给赵侯赵语信函中所一再申明的观点：赵国需要合纵联盟的外部环境，为此甚至不惜牺牲本国固守旧体制的死硬贵族阶层的利益。
当然，赵侯全力支持合纵，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难免会遭到本国贵族阶层的强力反对，他们一定会借口赵国得不偿失而加以挑拨离间，惹是生非。
苏秦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才对赵国的宗室贵族怀着深深的戒心。如今看到了赵氏宗室与外族勾结的蛛丝马迹，不由得他不高度紧张起来。
不外乎就是两类人，首先就是与他同姓同宗的赵氏宗室子弟，另外就是君后一系的外戚。自从太子赵雍被封立为太子之后，母以子贵，他的母亲，也就是孟婷的姐姐孟娟就被册立为君后，那么外戚就是孟氏一族了。
与林胡人勾结，意欲不利于赵国，好像孟氏没必要这么做，因为他们的外甥太子赵雍即将即位，赵国的天下就是赵雍来掌握，孟氏岂不是也会跟着沾光？他们何苦自毁前程呢？
苏秦由此想到：“如果是林胡人所说的没错，那么与林胡部落勾结的赵侯的所谓亲戚就一定是赵氏子弟了。”
那么赵氏子弟为什么要勾结林胡人呢？难道他们是暗藏着夺取政权的野心，仍然不甘心于奉阳君赵成、宣阳君赵运的篡位失败，意欲再在储君废立上掀起波澜吗？
苏秦想到了赵国宗室势力的强大，内部的勾心斗角，不由得将怀疑的重点又转向了这个方面。
以苏秦的游历，他深深地知道东方诸侯国家内政的最大弊端在哪里。它们与秦国相比较，都是因为国君宗室势力太过强大，所推行的改革很难坚持，甚至最终都会无疾而终，宣告了失败。
吴起在楚国的变革就是如此，最后落得一个身败名裂，惨死楚国贵族的屠刀之下。
齐王田辟疆的父亲齐威王算得上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但是只是从外朝政治上启用了邹忌、孙膑等贤人，从而造成了政坛的耳目一新，然而，人亡政息，到了齐王田辟疆这一代，仍然是田氏宗族势力尾大不掉。苏秦曾经历过齐国正卿田同之乱，对此深有感触。即便是田同逃亡之后，接替他的仍然是田辟疆的另一位叔叔田成。
魏国的政治在魏文侯一代是有重大的改革的，开启了战国改革风气，但是到了他的儿子魏武侯时，就开始排挤吴起、商鞅等改革家，回到了老路上，之后的孙子魏惠王、曾孙魏王魏嗣时期，百年之间，由盛转衰，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国力一落千丈。
燕国和韩国更不用说，一方面比较小弱，另一方面也处处受制于本国的旧贵族势力，难有作为。当然也不能排除偶尔地爆发。因为在这样的招贤纳士、崇尚变革的时代，谁能保证有哪一个国家出现一个有为的君主，任命贤良的执政大臣，推行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从而造成国家面貌的焕然一新呢？
三十年前韩国的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推行改革十九年，内修法度，韩国国力一度增强，从而造成了秦国虽虎视眈眈，但是却不敢加兵于韩国渑池。可惜的是到了韩侯韩固这一代，不能持续韩昭侯时代的清明政治，国力又有所衰减。
至于燕国，目前是死气沉沉，如同一位染上了沉疴的病人，只能期待以后有一位有为君主，也许他的爆发，闪现那刹那的光芒，令齐国等强国臣服脚下。但是从长久来看，如果不能使变革的成果变成体制，保持不住变革的成果，那也只是昙花一现。
苏秦最寄予希望的正是赵国，因为赵国北边是大片的胡人之地，腹心之中是小小国家中山国，它在北边、东北并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有地利之便。
而且赵国的国土面积广大，很有发展的潜力，如果能根除掉旧贵族的势力，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与秦国相颉颃的东方大国。
赵国如能顺利崛起，秦国再欲侵凌东方诸侯，一统天下，恐怕并非易事。
当然，赵国崛起之后，也需小心为证，否则一旦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那么局面也是不可收拾的。
在这样的竞争惨烈的时代，没有哪个诸侯国可以犯下大错，就连强大的秦国也不例外。苏秦曾游历过秦国，了解秦君赢驷，准确的说，如今应该说是秦王赢驷，他的魏王后所生的儿子赢荡是一个很不稳重的人，好勇斗狠，目中无人。反倒是野心勃勃的嫔妃芈八子所生的儿子嬴稷聪明伶俐，又沉稳老练。
但是赢荡是嫡出的长子，而嬴稷则是庶出的孩子，如无变化，君位应该是赢荡继承。以赢荡的粗野蛮干，一旦秦王赢驷去世，张仪师弟恐怕也必须尽快离开秦国，否则商鞅的被车裂之祸，极可能降临到他的头上。
选择赢荡，则秦国霸业难成，选择嬴稷则六国休矣。在赢荡和嬴稷之间，历史会给出一个降福于秦的绝大的恩惠吗？这般事关天下走势的选择，岂是凡人所能主宰的。
偶然，还是必然？
合纵联盟走到了这一步，处处受制于师弟张仪的连横制约，恐怕再也难有团结一心的局面。此刻的苏秦只能调整策略，他的最大愿望，正是要通过合纵联盟，为赵国的崛起创造出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真正地将合纵的利益落到了实处。
一旦赵国在合纵中崛起，将来秦国也会对他刮目相看，就连秦国的公子也会派到赵国来做人质，这也完全可能。
苏秦想到了那种场景，才觉得自己在这个合纵的舞台上，所作所为的成果有了回报。
而除了赵国之外，再在东方诸侯之中寻找这样的国家，寻找这样的机会，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也正是在渑池之战之前，苏秦通过肥义带回给赵侯赵语信函中所一再申明的观点：赵国需要合纵联盟的外部环境，为此甚至不惜牺牲本国固守旧体制的死硬贵族阶层的利益。
当然，赵侯全力支持合纵，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难免会遭到本国贵族阶层的强力反对，他们一定会借口赵国得不偿失而加以挑拨离间，惹是生非。
苏秦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才对赵国的宗室贵族怀着深深的戒心。如今看到了赵氏宗室与外族勾结的蛛丝马迹，不由得他不高度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