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原前光正在那里生着闷气，却突然听到甲板上传来了阵阵惊呼声。◎ ◎他正要起身出舱察看，却突然从舷窗里看到，海面上的一个小黑点，正在急速的变大！
而外面人发出的喊声，显然也是因为看到了它的缘故！
柳原前光将脸贴近舷窗，紧盯着海面，过了不一会儿，他便看到，一艘军舰的身影出现在了海天线间。
“好快的船！”看着这艘同样飘扬着红底金龙旗的在飞快的变大的军舰，柳原前光暗暗吃惊。
作为日本年轻一代的俊彦之士，柳原前光曾多次出洋，又曾游历欧洲，见过不少轮船，但是跑得象眼前这条中国军舰这么快的船，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艘高速行驶的中国军舰似乎发现了正在海上漂流的“福胜”号的异状，便向“福胜”号驶来。
随着这艘中国军舰驶近，柳原前光看到这艘军舰的武备很是薄弱，只有两门大炮和几门小口径火炮以及加特林机枪，不由得大感奇怪。
当他看到舰首的龙徽和“飞霆”两个字的舰名时，情不自禁的轻轻吟哦出声。
中国人的舰名，不得不说起的都很好。
看到友舰出现，邓世昌显得很是高兴，他立刻下令发出求援的旗语，不多时，“飞霆”号便派出了两艘小艇，满载着人员向“福胜”号驶来。
看到“飞霆”号向“福胜”号派出了支援人员，柳原前光重又在心中燃起了希望。
“福胜”号的底舱里，身上仍然散发着恶臭的桦山资纪，一边看着中国水手们的维修操作，一边在脑中酝酿起给东京的报告来。
“……清国的蒸汽军舰保养和维护工作做得非常差，这些总数不是很多的蒸汽军舰在海上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可以想象它们的战斗力会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这种腐朽的气氛不光仅仅出现在清国海军当中，也弥漫在其它各个洋务部门当中，……清国所谓的为了‘自强’、‘求富’而开展的洋务活动，不过是挨延岁月而已。帝国军队如果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清国将难以做出有力的反应……”
北京，什刹后海，恭王府。
“文相，”已是小醉微醺的恭亲王先是微微打了个酒嗝。而后用手帕揩了揩嘴，指着林义哲写来的这长长的一封信，笑着对文祥道，“这林鲲宇委托李少荃送来的这些个方略，可以说条理清楚。头头是道，你我便是再不懂得那劳什子的《万国公法》，照着这上边儿的做下来，即便是倭人来总署起衅，也可应付裕如了。”
“此子端的是奇才！”文祥放下了酒杯，取过林义哲的信，目光落在信中落款的日期上。“而且这短短的几日内便将应对之法准备得如此得当，还能这么快的将方略火速送到你我手中，让你我预先有所准备，这份细密周详。便非常人能及！”文祥抬起头来，眼中闪过一丝希冀之色，“若是能再加磨砺，当可大用！”
“呵呵。我看，只怕文相得向这林鲲宇。讨一张门生帖子了！”恭亲王感觉到了文祥对林义哲的赞赏之意，笑着提议道。
“现在还不能！”文祥今日高兴，也喝得略微多了些，但脑子里却仍是一片清明。
“哦？这却是为何？”恭亲王问道。
“因为他所建之功，还不够大！”文祥道，“我还想知道，他有没有压制倭国的法子！”
恭亲王猛地坐直了身子，他凝视着对面的文祥，问道“文相此言何解？”
“六爷，你难道不觉着，倭人才是我大清腹心之患么？”文祥道。
“呵呵，我记着文相以前说过：‘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恭亲王笑着点了点头，道，“这话我一直记着，且深以为然。”
听到恭亲王说出“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这句话来，文祥的脸上禁不住现出了一丝苦笑。
那段话，是他在得知日本吞并琉球后向朝廷进言中的一段。
文祥的观点，正是当时中国开明官员们对日本认识上的吊诡之处——文祥担忧日本为中国外患，但同时又否定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且认为正是维新的失败，会导致大量的日本乱民流亡中土，导致明末倭乱情状再现。
事实上，文祥的这种看法不是特例。
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日本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在回复总理衙门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信函里，丁称“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是失败之举，“为识者所窃笑也”。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将日本天皇比作历史上的赵武灵王，称其因为改革“闻其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为担心日本因为亡国之患而牵连中国——“第瘥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
福建巡抚王凯泰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否定了日本的改革：“该国政令，向操之将军，专恃中国铜商贸易，以擅利权。自通泰西各国，将军不能主其权，利为西人所夺。乃复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欲兴兵外海。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
在所有的这些人当中，只有当时尚属人微言轻的林义哲上奏说：“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吞并琉球，且有窥犯台湾之意。”最后，林义哲得出结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广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
但遗憾的是，林义哲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大清朝高层和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清廷高层的看法已如上述，将日本的威胁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础之上；至于知识分子层面，更是充满了这样的夸夸其谈：
“……往者，日本国王改姓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国。岛国各主为列诸侯。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权。岛主怀疑失柄，遗民念旧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复高丽怨，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举国不便，人人思乱。”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应该是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人。但即便如此，仍然将日本天皇与幕府将军混同，将日本的明治维新视作单纯的中国式的改朝换代，进而全盘否定了日本的西化改革。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海防论”。大方向自然正确，其内涵却未免有许多荒诞之处。
“六爷。”文祥轻轻把玩着手中的酒杯。反问道，“听闻那林鲲宇在海外时，曾经上了一折，建议朝廷于科考中专设一科，以作育洋务干才，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恭亲王点头道，“林鲲宇在折中言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只可惜……”
“只可惜朝廷不允，是么？”文祥接口道。
“惜乎万金之策，朝廷却不能用！”恭亲王颌首道，“但此事于倭人之患何干？”
“六爷可知，此时日本国内有多少西洋小学塾么？”文祥放下酒杯，向着恭亲王伸出一根手指道，“近万所！”
“近万所！？”恭亲王不由得惊呼出声，“如此一来，岂不是日本国内之蒙童，已经皆习西学？”
“正是如此！”文祥用力点头道。
文祥现在已经明白，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基本国策其实首先是“教育立国”以求知识于世界，而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
“同治十一年，就是去年，日本既已在其中枢设立所谓文部省来改革全国之教育，即废除各地专攻儒学之藩塾，设立教授西学之新式学堂……”文祥又向恭亲王伸出三根手指，“自幼童而至青年，共分小、中、高等及大学堂四等，其所教授之学术由浅入深，但皆为西洋之学。”
“而今日本国内就已经有小学堂约万所，中学堂近百所，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合计十余所。六爷……”文祥抿着嘴向恭亲王点了点头，“我大清国内，如今可有一所西式小学堂否？”
“我不说，六爷也明白，若要国家兴盛，首在人才！国事尚可不论，单以新式水师论，我船政水师学堂一年招生不过数十人，且入学后还尚需一年光阴来修习算术、绘图等课，可这却只是日本国内幼童在小学校时便已精熟的基础课程！”文祥的眉头已经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仅以这人才作育一项而论，六爷，我大清和日本孰优孰劣，还需多言么？”
“倭人之所谓维新，也不过仅仅数年而已！”恭亲王似乎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惊中走出来，“我大清的洋务，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统计全局折》起，迄今已有十余年光阴，如何竟会被日本一个蕞尔小国超越于前，几近望尘莫及？”
文祥静静的看着满面落寞之色的恭亲王，却丝毫找不到开解他的理由。
开解于他，便等于是自欺欺人！
而文祥之所以得知这一切，便是在他看了林义哲的折子之后，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林义哲发函问询，林义哲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东瀛纪略》的小册子回复，他从这本册子当中得来！
“六爷可知，倭寇之自强，看似始于同治年间，但若要究其根本，却可上溯至乾隆年间了。”文祥道。
“乾隆年间？”恭亲王惊讶的抬起了头。“会有那么早？”
“确是如此。”文祥先是打了个酒嗝，而后才用力点了点头——至现在为止，日本人的明治维新的确只搞了几年，可是除了林义哲之外，并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知识界的学术和舆论准备乃至“西南四强藩”的“兰学”实践已经进行了200余年！
从1603年开始，日本德川幕府便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从此日本对世界垂下了“锁国”帷幕长达二百余年……但日本人对西洋其实是“锁而不死”。留有余地的。德川幕府便在“锁国”的厚重帷幕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缝隙——允许长崎作为一个通航的港口来与中国和荷兰的商人交往，而日本国内的西方学派——“兰学”的学者们就是透过这样一条小小的缝隙来如饥似渴的汲取西方的先进文明！
早在1744年，以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将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翻译成日文为标志，“兰学”在日本正式形成。到19世纪初，日本已经有了一批开始尝试在日本推行西方社会制度的“兰学家”。而诸如萨摩、长洲等强藩已经开始着手编练西式军队，设立炼铁所等西式工厂……
而到了1854年的美国海军少将佩里率军入侵日本的“黑船来航”事件后，就连当初最为排斥西方的德川幕府都开始进行西式革新，就在1854年，德川幕府在第一任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的指导下，进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的大范围改革。如设立讲武所，以教习西方军事学术；并在1862年开始推行全面的军事改革。开始向荷兰派遣海军留学生，除学习海军外还涉及西方之政治、医学的诸多方面，而此时中国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林义哲协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极力促成的留法幼童中的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出生……
即便幕府已经如此举措，在长州、萨摩等一干早就在“兰学”中尝到了甜头的各地强藩看来。幕府的开化步伐范围还是太窄，步子还是太慢！在与幕府之间就究竟应该是“尊王攘夷”还是“公武一体”的漫长争论毫无结果后，这帮子忍无可忍的“维新志士”们干脆直接拔出刀子把幕府中那个名不副实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赶下了台！
由此可知，明治维新表面上好象是划时代的巨大变革。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初具的低层机构上头而已！所谓的船小好调头，因此当明治政府上台后颁布《五条誓文》以开始全面推行变法图强后。其国运之蒸蒸日上便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
“你说的是……”恭亲王喃喃自语道，“若真能痛定思痛而革故鼎新，定会收如此富国强兵之效！较之倭人之维新，我之所谓洋务，不过小修小补的粉饰而以！长此以往，国力此消彼长，若两国有朝一日当真开战，我大清恐难有制胜之机啊……”
对面的文祥看着恭亲王，眼中已全是敬意——眼前的“鬼子六”虽已不复当年的风采，却能坦然承认今日之中国不如日本之处。在此时的中国，有这样眼光和胸襟的人，可以说何其少也？
“六爷看得如此清楚，果真是明见万里！”文祥叹道，“人言咸丰诸王之中，以六爷为才智第一！今日方知六爷果有过人之明，六爷君子坦荡，目光如炬，在下佩服！”
恭亲王听了却不言声，只是恍恍地望着窗外，半晌才道：“看得清楚便又如何？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十余年有如一梦，醒来时人去楼也空。文相，心气儿再高，时运不济，也是难有指望的……”
听了恭亲王的肺腑之言，文祥也禁不住感叹起来。
他当然明白，恭亲王的这句“时运不济”感慨是因何而来。
清宣宗道光皇帝生前共有三后九子，长子薨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而二、三两子幼殇。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后孝全皇后生皇四子奕拧，即后来的咸丰皇帝。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在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静皇贵妃生皇六子奕欣。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初九，时年三十三岁的皇后驾崩，道光皇帝亲自为其定谥为“孝全”。在孝全皇后之后，道光帝未再立后，于是奕欣的生母以皇贵妃的身份成为了六宫第一人，而年幼的奕拧也交托给皇贵妃抚育。也许是年龄相仿，兄弟俩的感情十分亲密。
奕拧和奕欣虽还没有争夺帝位的念头，但他们的老师杜受田与卓秉恬却早已开始在暗中进行着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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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什刹后海，恭王府。
“文相，”已是小醉微醺的恭亲王先是微微打了个酒嗝。而后用手帕揩了揩嘴，指着林义哲写来的这长长的一封信，笑着对文祥道，“这林鲲宇委托李少荃送来的这些个方略，可以说条理清楚。头头是道，你我便是再不懂得那劳什子的《万国公法》，照着这上边儿的做下来，即便是倭人来总署起衅，也可应付裕如了。”
“此子端的是奇才！”文祥放下了酒杯，取过林义哲的信，目光落在信中落款的日期上。“而且这短短的几日内便将应对之法准备得如此得当，还能这么快的将方略火速送到你我手中，让你我预先有所准备，这份细密周详。便非常人能及！”文祥抬起头来，眼中闪过一丝希冀之色，“若是能再加磨砺，当可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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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能！”文祥今日高兴，也喝得略微多了些，但脑子里却仍是一片清明。
“哦？这却是为何？”恭亲王问道。
“因为他所建之功，还不够大！”文祥道，“我还想知道，他有没有压制倭国的法子！”
恭亲王猛地坐直了身子，他凝视着对面的文祥，问道“文相此言何解？”
“六爷，你难道不觉着，倭人才是我大清腹心之患么？”文祥道。
“呵呵，我记着文相以前说过：‘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恭亲王笑着点了点头，道，“这话我一直记着，且深以为然。”
听到恭亲王说出“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这句话来，文祥的脸上禁不住现出了一丝苦笑。
那段话，是他在得知日本吞并琉球后向朝廷进言中的一段。
文祥的观点，正是当时中国开明官员们对日本认识上的吊诡之处——文祥担忧日本为中国外患，但同时又否定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且认为正是维新的失败，会导致大量的日本乱民流亡中土，导致明末倭乱情状再现。
事实上，文祥的这种看法不是特例。
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日本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在回复总理衙门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信函里，丁称“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是失败之举，“为识者所窃笑也”。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将日本天皇比作历史上的赵武灵王，称其因为改革“闻其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为担心日本因为亡国之患而牵连中国——“第瘥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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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这些人当中，只有当时尚属人微言轻的林义哲上奏说：“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吞并琉球，且有窥犯台湾之意。”最后，林义哲得出结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广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
但遗憾的是，林义哲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大清朝高层和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清廷高层的看法已如上述，将日本的威胁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础之上；至于知识分子层面，更是充满了这样的夸夸其谈：
“……往者，日本国王改姓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国。岛国各主为列诸侯。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权。岛主怀疑失柄，遗民念旧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复高丽怨，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举国不便，人人思乱。”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应该是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人。但即便如此，仍然将日本天皇与幕府将军混同，将日本的明治维新视作单纯的中国式的改朝换代，进而全盘否定了日本的西化改革。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海防论”。大方向自然正确，其内涵却未免有许多荒诞之处。
“六爷。”文祥轻轻把玩着手中的酒杯。反问道，“听闻那林鲲宇在海外时，曾经上了一折，建议朝廷于科考中专设一科，以作育洋务干才，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恭亲王点头道，“林鲲宇在折中言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只可惜……”
“只可惜朝廷不允，是么？”文祥接口道。
“惜乎万金之策，朝廷却不能用！”恭亲王颌首道，“但此事于倭人之患何干？”
“六爷可知，此时日本国内有多少西洋小学塾么？”文祥放下酒杯，向着恭亲王伸出一根手指道，“近万所！”
“近万所！？”恭亲王不由得惊呼出声，“如此一来，岂不是日本国内之蒙童，已经皆习西学？”
“正是如此！”文祥用力点头道。
文祥现在已经明白，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基本国策其实首先是“教育立国”以求知识于世界，而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
“同治十一年，就是去年，日本既已在其中枢设立所谓文部省来改革全国之教育，即废除各地专攻儒学之藩塾，设立教授西学之新式学堂……”文祥又向恭亲王伸出三根手指，“自幼童而至青年，共分小、中、高等及大学堂四等，其所教授之学术由浅入深，但皆为西洋之学。”
“而今日本国内就已经有小学堂约万所，中学堂近百所，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合计十余所。六爷……”文祥抿着嘴向恭亲王点了点头，“我大清国内，如今可有一所西式小学堂否？”
“我不说，六爷也明白，若要国家兴盛，首在人才！国事尚可不论，单以新式水师论，我船政水师学堂一年招生不过数十人，且入学后还尚需一年光阴来修习算术、绘图等课，可这却只是日本国内幼童在小学校时便已精熟的基础课程！”文祥的眉头已经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仅以这人才作育一项而论，六爷，我大清和日本孰优孰劣，还需多言么？”
“倭人之所谓维新，也不过仅仅数年而已！”恭亲王似乎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惊中走出来，“我大清的洋务，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统计全局折》起，迄今已有十余年光阴，如何竟会被日本一个蕞尔小国超越于前，几近望尘莫及？”
文祥静静的看着满面落寞之色的恭亲王，却丝毫找不到开解他的理由。
开解于他，便等于是自欺欺人！
而文祥之所以得知这一切，便是在他看了林义哲的折子之后，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林义哲发函问询，林义哲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东瀛纪略》的小册子回复，他从这本册子当中得来！
“六爷可知，倭寇之自强，看似始于同治年间，但若要究其根本，却可上溯至乾隆年间了。”文祥道。
“乾隆年间？”恭亲王惊讶的抬起了头。“会有那么早？”
“确是如此。”文祥先是打了个酒嗝，而后才用力点了点头——至现在为止，日本人的明治维新的确只搞了几年，可是除了林义哲之外，并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知识界的学术和舆论准备乃至“西南四强藩”的“兰学”实践已经进行了200余年！
从1603年开始，日本德川幕府便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从此日本对世界垂下了“锁国”帷幕长达二百余年……但日本人对西洋其实是“锁而不死”。留有余地的。德川幕府便在“锁国”的厚重帷幕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缝隙——允许长崎作为一个通航的港口来与中国和荷兰的商人交往，而日本国内的西方学派——“兰学”的学者们就是透过这样一条小小的缝隙来如饥似渴的汲取西方的先进文明！
早在1744年，以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将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翻译成日文为标志，“兰学”在日本正式形成。到19世纪初，日本已经有了一批开始尝试在日本推行西方社会制度的“兰学家”。而诸如萨摩、长洲等强藩已经开始着手编练西式军队，设立炼铁所等西式工厂……
而到了1854年的美国海军少将佩里率军入侵日本的“黑船来航”事件后，就连当初最为排斥西方的德川幕府都开始进行西式革新，就在1854年，德川幕府在第一任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的指导下，进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的大范围改革。如设立讲武所，以教习西方军事学术；并在1862年开始推行全面的军事改革。开始向荷兰派遣海军留学生，除学习海军外还涉及西方之政治、医学的诸多方面，而此时中国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林义哲协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极力促成的留法幼童中的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出生……
即便幕府已经如此举措，在长州、萨摩等一干早就在“兰学”中尝到了甜头的各地强藩看来。幕府的开化步伐范围还是太窄，步子还是太慢！在与幕府之间就究竟应该是“尊王攘夷”还是“公武一体”的漫长争论毫无结果后，这帮子忍无可忍的“维新志士”们干脆直接拔出刀子把幕府中那个名不副实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赶下了台！
由此可知，明治维新表面上好象是划时代的巨大变革。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初具的低层机构上头而已！所谓的船小好调头，因此当明治政府上台后颁布《五条誓文》以开始全面推行变法图强后。其国运之蒸蒸日上便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
“你说的是……”恭亲王喃喃自语道，“若真能痛定思痛而革故鼎新，定会收如此富国强兵之效！较之倭人之维新，我之所谓洋务，不过小修小补的粉饰而以！长此以往，国力此消彼长，若两国有朝一日当真开战，我大清恐难有制胜之机啊……”
对面的文祥看着恭亲王，眼中已全是敬意——眼前的“鬼子六”虽已不复当年的风采，却能坦然承认今日之中国不如日本之处。在此时的中国，有这样眼光和胸襟的人，可以说何其少也？
“六爷看得如此清楚，果真是明见万里！”文祥叹道，“人言咸丰诸王之中，以六爷为才智第一！今日方知六爷果有过人之明，六爷君子坦荡，目光如炬，在下佩服！”
恭亲王听了却不言声，只是恍恍地望着窗外，半晌才道：“看得清楚便又如何？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十余年有如一梦，醒来时人去楼也空。文相，心气儿再高，时运不济，也是难有指望的……”
听了恭亲王的肺腑之言，文祥也禁不住感叹起来。
他当然明白，恭亲王的这句“时运不济”感慨是因何而来。
清宣宗道光皇帝生前共有三后九子，长子薨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而二、三两子幼殇。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后孝全皇后生皇四子奕拧，即后来的咸丰皇帝。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在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静皇贵妃生皇六子奕欣。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初九，时年三十三岁的皇后驾崩，道光皇帝亲自为其定谥为“孝全”。在孝全皇后之后，道光帝未再立后，于是奕欣的生母以皇贵妃的身份成为了六宫第一人，而年幼的奕拧也交托给皇贵妃抚育。也许是年龄相仿，兄弟俩的感情十分亲密。
奕拧和奕欣虽还没有争夺帝位的念头，但他们的老师杜受田与卓秉恬却早已开始在暗中进行着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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