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所谓外交，无非是在不影响两个朝廷基本关系的情况下，为本朝争取得一点面子和一些实利。
如今时势已非，伪清朝廷对该以何种态度对待明郑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外交政策更是举棋不定，因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祖可语和萧魁二人的外交才干了。
他们两个人在出发去杭州前，确曾蒙康熙皇帝单独召见, 面授机宜。
最后在对待明使的方针政策上，康熙皇帝给他们的指示总结起来便是十分抽象的“刚柔得中，趁势邀利”八个字。
这与是否要接待明使的问题一样，也是经过一番廷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才得出的结论。
但是强硬可以强硬到什么程度？退让可以退让到哪一条防线？趁怎样的势？邀怎样的利？
这些谁都无法明确回答，连康熙皇帝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是让他们要多从使节身上套取明郑的情报, 通过言语麻痹其警惕之心，最好能让其产生矜傲之心。
他们两个人名为接伴, 实际上也就是谈判代表, 既然心中无数，也只好做到哪里就算到哪里了。
对康熙皇帝下达的这八字方针，祖可语心中打了许多腹稿，但大多数都没法经得起事实的考验。
两个朝廷既已动兵，凭他们两个接伴官加起来还不足一尺的不烂之舌，就能说服明使，使明郑自动从福建退兵，各保疆域，互不侵犯吗？
这不但他们几个人没有这样大的本领，就是以高姿态来到济南的明使，也无法答应这个。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利”可“邀”？似乎也就剩下说服明郑保持现有疆界，不再随意兴兵动武这一项了。
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二人明示准备继续攻打福建，他希望能给马仪留下清廷一副被打怕了, 希望和平的软弱印象, 借以麻痹远在福州的郑克臧。
是以他在对祖可语面授机宜时, 有意无意地流露出罢兵讲和之意。
康熙皇帝希望通过错误地引导祖可语和萧魁二人来达到最终迷惑马仪的目的。
此时的众人还不知道最初与明使接洽的姚启圣已经帮他们很好地初步完成了这一任务。
对待明郑使节八字方针的提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康熙皇帝在其对朝堂强硬的掌控力基础上强硬宣贯的，引发了很多争议。
除了少部分人之外，大部分朝臣对明郑使节到来的态度是消极、敌视的。
满洲一派的大臣提出了一个激烈的建议：把明使扣押起来，明示拒绝谈判之意，以鼓励士气，拼死一战，尽快收复福建。
他们对康熙与明郑和平相处的想法嗤之以鼻，不少人认为这是皇帝软弱的表现。
这些满洲勋贵们并没有与明军交手的实际经历，只是凭借主观的臆断想象着明军的战斗力，在他们看来之前一系列的失败不过是前线将领的无能罢了。
是的，康亲王杰书战败的消息传来后，他的个人威望急速下降，不少人将他之前的战功看作是侥幸，认为他是个好运的亲王，实质上不过是个无能之辈罢了。
这些满洲大爷们在北京城呆的久了，自有一股小觑天下英雄的豪迈，盘踞在福建的明郑军队在他们看来不过土鸡瓦狗，他们盲目地自信着，觉得大清仍像数十年前一般天下无敌。
康熙皇帝对这个提议报以冷笑，当他质问这些提议的满洲官员道：“若是扣留使节，郑逆再次兴兵, 不知哪位臣工愿意领兵出战？”
倒真的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愣头青主动请缨，要为主子灭杀伪王，直把康熙给气笑了。
但相比于汉臣的提议来说，满洲大臣的建议还可称得上是温和了。
便如马仪对伪清汉族士绅阶层的贴切形容一般，这些汉臣老老实实地扮演着主人家妾室的身份。
在老东家威胁到新主人家时，他们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狠辣和与老东家的不共戴天，以向新主人表现自己的忠心。
朝廷中许多汉臣们主张索性直接杀死明使，直接派人去向正盘踞在福建的明军下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限时投降。
这些汉臣们一个个慷慨激昂，表示我大清与郑逆之间绝无媾和空间。
康熙皇帝在政治上是现实主义者，这些耸人听闻以抬高自己政治资本的行为自然不会影响到他。
他顶着朝堂上诸多臣工的反对，坚持要用和缓的态度对待明郑的使节，当然他实际想的是虚与委蛇，松懈明人的斗志，然后突然出兵袭击，以收一战之功。
这种想法自然不好宣之于口，除了少数几个重臣外，朝野内外都以为康熙皇帝是想要真心求和，引起一片哗然。
这种上层的博弈最后变成了难题压到两个接伴官员头上。
他们接到的指示是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
二人只好按照自己的理解，揣摩皇帝的心思，相机行事。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必须迅速探听出明使此来的真实意图，到底是来宣示大胜之威以狮子大开口，还是同样秉持着和平意愿而来。
这对他二人十分重要，必须摸到明使的底，才能做出相应的对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一路上，他们不断地向马仪探听他的真实态度和目的。
面对二人的试探，马仪岿然不动，坚持要等到了济南府面见康熙之后才会就具体事项进行谈判。
二人使出浑身解数，软硬兼施，奈何不得马仪分毫。
几番尝试后，二人便也死了心，沉默地陪伴着马仪平安地走过这段行程。
等到马仪终于抵达济南府后被安排下榻在千佛山上的兴国禅寺之中。
祖可语向朝廷复命之后立马来到马仪下榻的兴国寺中来做第一次的正式拜会。
经过一番外交上的寒暄后，祖可语直接动问道：“贵使在戎务倥偬中，驾惠此处，不知到底有何教谕？如今已然到了济南，难道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马某受命前来晓谕贵朝君臣，商请贵方退出福建。”
如今时势已非，伪清朝廷对该以何种态度对待明郑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外交政策更是举棋不定，因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祖可语和萧魁二人的外交才干了。
他们两个人在出发去杭州前，确曾蒙康熙皇帝单独召见, 面授机宜。
最后在对待明使的方针政策上，康熙皇帝给他们的指示总结起来便是十分抽象的“刚柔得中，趁势邀利”八个字。
这与是否要接待明使的问题一样，也是经过一番廷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才得出的结论。
但是强硬可以强硬到什么程度？退让可以退让到哪一条防线？趁怎样的势？邀怎样的利？
这些谁都无法明确回答，连康熙皇帝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是让他们要多从使节身上套取明郑的情报, 通过言语麻痹其警惕之心，最好能让其产生矜傲之心。
他们两个人名为接伴, 实际上也就是谈判代表, 既然心中无数，也只好做到哪里就算到哪里了。
对康熙皇帝下达的这八字方针，祖可语心中打了许多腹稿，但大多数都没法经得起事实的考验。
两个朝廷既已动兵，凭他们两个接伴官加起来还不足一尺的不烂之舌，就能说服明使，使明郑自动从福建退兵，各保疆域，互不侵犯吗？
这不但他们几个人没有这样大的本领，就是以高姿态来到济南的明使，也无法答应这个。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利”可“邀”？似乎也就剩下说服明郑保持现有疆界，不再随意兴兵动武这一项了。
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二人明示准备继续攻打福建，他希望能给马仪留下清廷一副被打怕了, 希望和平的软弱印象, 借以麻痹远在福州的郑克臧。
是以他在对祖可语面授机宜时, 有意无意地流露出罢兵讲和之意。
康熙皇帝希望通过错误地引导祖可语和萧魁二人来达到最终迷惑马仪的目的。
此时的众人还不知道最初与明使接洽的姚启圣已经帮他们很好地初步完成了这一任务。
对待明郑使节八字方针的提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康熙皇帝在其对朝堂强硬的掌控力基础上强硬宣贯的，引发了很多争议。
除了少部分人之外，大部分朝臣对明郑使节到来的态度是消极、敌视的。
满洲一派的大臣提出了一个激烈的建议：把明使扣押起来，明示拒绝谈判之意，以鼓励士气，拼死一战，尽快收复福建。
他们对康熙与明郑和平相处的想法嗤之以鼻，不少人认为这是皇帝软弱的表现。
这些满洲勋贵们并没有与明军交手的实际经历，只是凭借主观的臆断想象着明军的战斗力，在他们看来之前一系列的失败不过是前线将领的无能罢了。
是的，康亲王杰书战败的消息传来后，他的个人威望急速下降，不少人将他之前的战功看作是侥幸，认为他是个好运的亲王，实质上不过是个无能之辈罢了。
这些满洲大爷们在北京城呆的久了，自有一股小觑天下英雄的豪迈，盘踞在福建的明郑军队在他们看来不过土鸡瓦狗，他们盲目地自信着，觉得大清仍像数十年前一般天下无敌。
康熙皇帝对这个提议报以冷笑，当他质问这些提议的满洲官员道：“若是扣留使节，郑逆再次兴兵, 不知哪位臣工愿意领兵出战？”
倒真的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愣头青主动请缨，要为主子灭杀伪王，直把康熙给气笑了。
但相比于汉臣的提议来说，满洲大臣的建议还可称得上是温和了。
便如马仪对伪清汉族士绅阶层的贴切形容一般，这些汉臣老老实实地扮演着主人家妾室的身份。
在老东家威胁到新主人家时，他们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狠辣和与老东家的不共戴天，以向新主人表现自己的忠心。
朝廷中许多汉臣们主张索性直接杀死明使，直接派人去向正盘踞在福建的明军下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限时投降。
这些汉臣们一个个慷慨激昂，表示我大清与郑逆之间绝无媾和空间。
康熙皇帝在政治上是现实主义者，这些耸人听闻以抬高自己政治资本的行为自然不会影响到他。
他顶着朝堂上诸多臣工的反对，坚持要用和缓的态度对待明郑的使节，当然他实际想的是虚与委蛇，松懈明人的斗志，然后突然出兵袭击，以收一战之功。
这种想法自然不好宣之于口，除了少数几个重臣外，朝野内外都以为康熙皇帝是想要真心求和，引起一片哗然。
这种上层的博弈最后变成了难题压到两个接伴官员头上。
他们接到的指示是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
二人只好按照自己的理解，揣摩皇帝的心思，相机行事。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必须迅速探听出明使此来的真实意图，到底是来宣示大胜之威以狮子大开口，还是同样秉持着和平意愿而来。
这对他二人十分重要，必须摸到明使的底，才能做出相应的对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一路上，他们不断地向马仪探听他的真实态度和目的。
面对二人的试探，马仪岿然不动，坚持要等到了济南府面见康熙之后才会就具体事项进行谈判。
二人使出浑身解数，软硬兼施，奈何不得马仪分毫。
几番尝试后，二人便也死了心，沉默地陪伴着马仪平安地走过这段行程。
等到马仪终于抵达济南府后被安排下榻在千佛山上的兴国禅寺之中。
祖可语向朝廷复命之后立马来到马仪下榻的兴国寺中来做第一次的正式拜会。
经过一番外交上的寒暄后，祖可语直接动问道：“贵使在戎务倥偬中，驾惠此处，不知到底有何教谕？如今已然到了济南，难道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马某受命前来晓谕贵朝君臣，商请贵方退出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