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

    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抵抗将仇报!

    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

    一心一力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饶!

    努力杀敌誓不饶!

    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

    文化疆土被焚焦,须奋起大众合力将国保!

    血正沸,气正豪!仇不报,恨不消!

    群策群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

    拼将头颅为国抛!”

    ……

    浙江省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伴随着一曲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唱红了大江南北的《抗敌歌》,一支风尘仆仆、衣衫褴褛的军队,正在坎坷崎岖的山路之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小说阅读文学网)他们身上披着御寒的大衣不仅式样颜色五花八门,而且上面满是血迹、焦痕和破口,充分显示出了这一路上的艰辛与征尘。

    十二月初的江南,虽然不比大雪漫天的东北和华北,但也已经很冷了。一片阴寒刺骨的山雾之中,这些身穿带着红领章的灰军服,头戴灰色八角帽,上面有布质红五角星的士兵,全都被冻得直哆嗦,只得一边在山路上小步慢跑着,一边从衣服内层摸出被体温捂得稍微有点软的杂粮饼,塞进嘴里慢慢咀嚼。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一支“孤军转战东南三千里”的英雄部队。

    红十九师的前身。是活跃于福建战场的红七军团。

    早在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之前,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经过反复酝酿,就决定派遣一支部队深入敌后。向浙闽皖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略意图是将反“围剿”战争扩展到国民党统治腹地。

    这样一来,就可以调动和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缓解和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创造有利条件……但很显然,这也是一项极为危险的重任。

    ——提一旅孤军挺进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毫无疑问将付出极为重大的牺牲,承受无数艰难困苦的考验。

    因此。在今年7月,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内部保持军团编制),打着抗日救亡的旗号。向敌后进行战略转移……总的来说,这是一支投出去问路的军队,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能够在敌后取得作战成功,关系着一个酝酿已久的大计划——红军大部队的长征。

    于是。正在东线征战的红七军团。于1934年7月初从福建连城奉命赶回瑞金,准备北上。

    当时红七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总的来说,这是一支富有实战经验的精干部队,但在东线的屡次血战之后,军团兵力损失惨重。当时已经仅剩下四千余人,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步枪,只得用红缨枪来凑合……

    可尽管如此,处境艰难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是给这支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最大限度地在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在闽浙皖赣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反日运动;深入敌人远后方去消灭敌人单干部队,破坏杭州至江山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线,吸引“围剿”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敌军回援其后方。

    为了执行新的艰巨任务,红七军团在瑞金经过短暂的休整,突击补充两千多名新战士之后,就携带五百多担抗日宣传品以及一些炊事用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搬家大军”挥师北上,挺进闽浙皖赣边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抗日先遣队的这次行动,也是对几个月后主力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

    于是,中央红军主力日后在长征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麻烦,被“投石问路”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几乎是一个不落地统统提前体验了一遍,而且实际形势还要更加的恶劣和严峻!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的数量众多,保甲制度也较为严密,交通与通讯又很捷便,所以敌人在浙江总是能及时掌握红军的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红军。抗日先遣队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虽然因为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极差,红军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

    而且,对于红军指战员来说,因为在浙江战场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浙江省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几乎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出现的伤员根本无法就地安置。而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尽管处境十分不利,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广大指战员们,依然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在浙江战场上连续行军作战,不断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这支红军的企图。

    除此之外,他们在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在崖石上、墙壁上、电线杆上刷写“抗日反蒋”、“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等标语,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宣传品,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政治上呼应中央红军长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部队虽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较大,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一千多名军事骨干力量,作为发展红色政权的种子……

    就这样,寻淮洲和粟裕带着这支仅有几千人的小部队,前后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拖着十多万国民党围剿部队到处兜圈子。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一千六百多公里,最后终于甩掉了追兵。突破了封锁线,胜利抵达江西东北部的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地方红军会合。

    接下来,鉴于红七军团已经打得只剩下了三千多人。无法再维持军团的建制。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跟方志敏的部队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

    同时,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西渡湘江,中革军委又命令红十军团立即再次出击敌后,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皖浙边苏区,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嫡系兵力。并且特意强调:“行动须迅速。不宜再迟延。”

    因此,红十九师只得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于十一月十八日再次踏上征途,先是在浙江边境击溃了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的两个团,打得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红十九师因此缴获颇多。

    接着,红十九师利用强行军甩开追兵,途径衢县上方镇,北渡新安江,进抵桐庐地区,并且在转山浦设伏,击溃了国民党补充一旅王耀武部的一支小分队,但也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师长寻淮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挥师逼近昌化、临安,打到距离杭州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深深震动了浙江省会杭州。

    但是,不管是实际指挥这支英雄部队的寻淮洲师长,还是刚刚脱离了红十军团总部,赶来前线督战的粟裕参谋长,都明白他们的部队已经打到极限了,实在是没有余力继续向杭州挺进——因为省城杭州遭到威胁,国民党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以及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主力,正仿佛被狠狠抽了一鞭子似的,拼命从几个方向加紧对红十九师的追击和围剿,企图切断红军的前进道路,进行包围和歼灭。

    对于势单力薄的红十军团来说,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杭州,看似近在咫尺,其实却远在天边。如果不顾一切地继续进军,即使能够侥幸地杀到杭州城下,接下来也肯定会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歼。

    偏偏远在千里之外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一方面在电报中措辞强硬,完全不顾红十军团的艰难处境,不断下达各种硬性指示,容不得半点打折扣;一方面却又朝令夕改,一会儿一个主意——有时候要求红十军团打大仗,向大城市进军,调动敌人,给中央红军减轻压力;有时候却命令红十军团保存实力,尽量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建立稳固根据地……弄得红十军团一时间无所适从,连下一步该如何走都是吵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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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有多大的胃口,吃多少饭!我们红十九师号称是一个师,实际上才三千人,甚至还不如王耀武的一个旅!整个军团也才一万人。中央竟然想要我们凭着这点兵力去打杭州,简直是异想天开!”

    昌化县远郊山区,突起在蜿蜒山路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粟裕参谋长展开了一张从保安团那边缴获的浙江地图,跟寻淮洲师长商量着下一步的作战方略,同时也发泄着对于中央某些不合理指示的牢骚。

    “……现在因为我们身处于交通不便的浙西北山区,敌人难以利用公路和铁路运动部队,兵力调度较为迟缓,这才让我们进逼到了距离杭州不远的地方……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随意跳出山区,到杭嘉湖平原上跟国民党反动派硬碰硬!就算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再差。蚊子多了也能咬死大象!更何况,国民党如今派来对付咱们的围剿部队,可不仅仅是那些废物保安团。还有四十九师和补充第一旅这样的硬骨头!”

    说到这里,粟裕忍不住就是摇头一阵哀叹,“……以红十军团眼下总计不过一万多人的兵力,充其量也就能陪着他们在山沟沟里玩捉迷藏而已,真要是打一场正面作战,这两根硬骨头不管哪一根都很难啃啊!”

    “……是啊!粟裕同志,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十分强大。虽然在几年前曾经有过一波红色浪潮,但目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都已经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不过,我们也不能只从悲观的角度看问题,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同样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不少影响。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对我军作战也很有利。而且这一地区相对富庶。我军筹集军粮、军饷和服被比较容易。总之,我们并不是一定无法在浙江省立脚生根……”

    寻淮洲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浙江战场的特殊性,“……从全局来看,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湖南地区,那里是目前的全国主战场,相对地说来,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而且,如果在浙西立足。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

    “……但这需要我们把队伍分散开来打游击,把正规红军重新变成游击队!”粟裕烦躁地脱下了自己的军帽,狠狠地摔在军事地图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决心,不能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把正规战变成游击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话虽这么说,但两人似乎都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么搞的话,很容易会被上纲上线到“政治错误”的!

    当然,鉴于如今面临严重敌情,红军貌似节节胜利、威震敌胆,其实却是处境危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他们之前也早已决定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责令,放弃继续挺进沪宁杭的军事冒险,掉头转回皖南山区……至少在“昌化暴乱”的消息传来,王耀武的追击部队从身后消失之前,他们还是这样想的。

    因此,即使在得到了“昌化暴乱”的模糊情报,并且发现追在身后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已经被引走,暂时脱离了危险之后,自知势单力孤、打不起消耗战的粟裕和寻淮洲,也没有冒冒失失地带着红十九师赶过去跟“昌化县城的同志们”会合,而是在县城西南方三十多公里外的瑶山乡一带休整和观望。

    ——以红十九师的单薄兵力,是没办法离开崇山峻岭的遮蔽,在平地上正面硬撼王耀武的补充一旅的。

    所以,对于昌化县城里那些即将被王耀武剿杀的“暴动群众”,如今处境同样危如累卵的粟裕和寻淮洲,除了对他们报以同情之外,也只能派出少量哨兵去打探消息,看看能不能救一些人出来。

    “……说起来,在昌化那边搞暴动的同志,到底是怎么弄的?居然把声势搞得那么夸张?”

    提起这事,寻淮洲的嘴角就忍不住流露出一丝笑意,“……以讹传讹地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居然变成苏联人派出铁甲车队和飞机来中国闹革命了!这样的荒唐事,我简直都不敢往中央上报,免得挨批!”

    “……谁晓得呢?乡下传言总是不怎么可信的。”粟裕无奈地耸了耸肩,“……听说当年张勋复辟的时候,乡下也有人说什么‘张大帅派十万天兵天将,扶起皇上坐龙庭了’,一些人甚至被吓得重新留起了辫子……更别提咱们苏区的那些领导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都被‘击毙’多少次了?毛主席还开玩笑说,他若是每在报纸上被‘击毙’一次,就办一回活丧的话,光是靠收白包就能变成大富翁了!”

    “……呵呵呵,粟裕同志,你这张嘴还真是……谁都敢拿来开玩笑啊!以后只怕是要吃亏在这上面!”

    寻淮洲笑着摇了摇头,“……还是等侦察员回来再说这事吧!我们先去吃晚饭!今天有蘑菇、竹笋和咸菜煮的汤,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管够!要是炊事员还能买几口猪回来,咱们就可以好好打一顿牙祭了!”

    “……是么?那可就太好了!哎,浙江这里的敌情确实严峻,但毕竟是比较容易吃上饱饭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处境困难,但是官兵在待遇上同甘共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一律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柴钱,党政人员也和部队一起吃大锅饭。可即便如此,由于常年遭到围剿,中央苏区的粮食供应依然很困难。红军经常不得不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还要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入河摸螺蛳,权且当菜。有时候甚至连米饭都吃不上,仅能以南瓜充饥,用没有油盐的野菜佐餐。

    至于红军的津贴,则是要等到打了土豪、筹到款之后才可能有。若是筹款筹得多,有时还可以给官兵发一点零用钱,最多的时候,每人一次可以发到四五元,这样大家就可以剃头,买牙刷、买肥皂了,而且还可找机会吃一顿美餐,改善一下生活……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好几个月不发钱。

    因此,即使仅仅是冲着“地方上较为富庶”这一条,红十军团也实在是很希望能够在江浙地区坚持下去……要知道,每年要吃十个月的红薯和南瓜,见不到一粒米的痛苦,可不是现代人能够想象出来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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